寒门才子：钞票改变命运

　　寒门才子：钞票改变命运

　　“都说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现在因为学费问题，我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侯贵双这样说。可以肯定的是，在全国范围内绝不止一个“侯贵双”。当我国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型到大众教育的同时，似乎留下诸多伤痕。以“大学收费”为主要特征的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主张受教育者与政府共同承担教育成本，就是其中之一。高昂的学费，让不少寒

门才子在大学门前望而却步。

　　杨金水：掏粪挣钱为儿攒学费

　　“我真不希望娃能考上大学，因为家里实在供不起了……”杨金水说。

　　杨金水是陕西省西安市鱼化寨街道办人，拉了20多年粪车，儿子杨锋2005年高考高出重点线50多分，但这却让杨家人悲喜交加。

　　杨锋的母亲心脏不太好，不能干太重的农活。杨锋还有一个姐姐也在念大专。生活的压力就全押在了杨金水那挑粪担的双肩上。

　　杨金水掏了20多年大粪，也是方圆十里唯一一个靠掏粪维生的人，这么多年他不知忍受过他人多少歧视和鄙夷的目光。

　　杨金水告诉记者，掏粪也分淡季和旺季，好的情况下一天能掏上2车粪，一车能卖10元钱，而倒满这一车，要挑上16担才行。有时则连一车也挑不了，家里面也就不再有收入来源。放假的时候，杨锋也会帮父亲干活，但父亲还是尽量让他少干，而以学业为重。

　　“初中毕业时，我有过辍学念头。”杨锋说，他当时想到了出门打工，到外面闯荡。幸亏后来杨锋被西安一中开设的宏志班录取，减免了他的学费，杨锋方获得了继续上学的机会。

　　最近几年的寒暑假，杨锋在村里面都要开设一个辅导班，给附近村上的低年级学生做家教。杨锋说：“虽然钱不多，但或多或少也能减轻家里面的一些负担，也能锻炼一下能力。”

　　“我并不怕同学知道我爸是掏大粪的，对老师和同学我都实话实说。”杨锋并不觉得父亲干这一行是件丢人的事；相反，他觉得父亲太不容易了，只能通过拼命读书来回报父亲。

　　杨锋通过学校和社会的资助交了大学第一年的学费，而面对即将来临的大学二年级，杨锋和家人又陷入了苦恼之中。

　　李海明：昂贵学费“逼死”家长

　　2006年6月19日夜，山西榆社县一高考考生的父亲服农药身亡。原因是他的儿子高考后估了600分，被高校录取是铁板钉钉儿的事，而作为农民的他却付不起儿子的大学费用。仅仅过了8天，6月27日，同样的悲剧在山西翼城县再次上演……

　　李海明是翼城县唐兴镇南官庄村一位贫困木讷的农民，他斗大的字不识几个，但却坚信，没文化就没出息，因此砸锅卖铁也要供女儿铃铃(化名)读书。乡亲们都说，是大学昂贵的学费逼死了李海明……

　　据了解，为了让女儿能安心读书，李海明日复一日早出晚归地劳作，从不偷懒懈怠。女儿上高中后，他还借了五分利的高利贷。

　　2005年，铃铃第一次走进高考考场，这一年，她发挥不理想，高考成绩距录取

　　铃铃今年参加高考前，李海明破天荒地去了趟学校，除了送生活费，还鼓励女儿不要紧张，好好发挥。考试还没结束，他就对一个邻居说，他相信女儿今年一定考得上，就是他这个做父亲的没本事，那么多钱的学费，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从此，李海明就长吁短叹，心事重重。

　　6月26日，铃铃到学校去查分数，回来说，考了532分，超过了515分的二本录取分数线，被第一志愿录取应该问题不大。好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许多人向李海明贺喜。但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邻居叫他打扑克，他心不在焉，屡屡出错牌。

　　第二天凌晨，李海明说他有点头痛，想多睡会儿。上午8时多，李海明妻子章兰馨让铃铃去叫他爸起床，哪儿都没找见人。一种不祥的预感袭过章兰馨心头，她发现放牲口草料的土窑的门怎么也推不开，抬头再看，李海明把自己吊在了土窑的门框上。

　　章兰馨和铃铃赶紧把李海明放下来，又做人工呼吸，又掐人中，但已回天乏术。

　　30学生仅5人自己交清学费

　　“同学，看一看吧。”在中国地质大学，一位黑瘦的戴着眼镜的男生，从一沓考研宣传单中抽出了一张递给记者。

　　“你今年读大几？”记者随口问到。

　　“大二的，你呢？”

　　记者表明了身份并且说了来意，他随即说：“发完传单我跟你聊吧。”

　　过了一会儿，这位男生把记者邀请到了他们宿舍。

　　这位读地质工程的男生名叫彭涛，江西人。“我家里面的情况也不是很好，全部靠务农维持生计，老妈还一直体弱多病。”彭涛告诉记者，他们一年的学费是3200元，住宿费是700元。“我们这个专业比较辛苦，报的人比较少，所以学费比其他专业要低一些。”

　　不过即便如此，彭涛家里还是负担不起。“我有一个叔叔在部队，大一的学费大部分是他解决的，大二我申请了助学贷款。”

　　“我做了3份家教，还随时干一些勤工俭学的零活，像刚才发传单就是其中一个。”

　　彭涛告诉记者，北京的家教一般一小时三四十元，这样一个月下来能挣500元钱左右，再加上发发传单，省吃俭用一些，一个月的生活费勉强能够解决。

　　“我现在尽量不向家里面要钱，我还有一个妹妹在上高中，家里面供我上学已经负债累累了，真不敢想到时妹妹该怎么办！”彭涛感慨地说。

　　据了解，彭涛宿舍的6名男生5名来自农村，家里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其中一位还一直拖欠着学费。“因为老家那边的贫困证明手续没办好，所以一直没申请下来贷款，无奈之下只好暂时欠着学费。”这位同学说。

　　虽然地质类专业的学费不是特别高，但彭涛班上的30名学生中，有将近20名办理了助学贷款，而其中的部分学生，则就是考虑到地矿类院校的学费较低，还有一定的补助，方才报考中国地质大学的。

　　“河北的一个同学本来分数是可以上计算机之类的专业，但怕学费太高无法承受，所以才报考了我们专业。”彭涛班上的一位同学告诉记者。

　　记者调查了解到，彭涛所在班级的30名学生中，只有5人全部自己交清了学费，大部分都是通过助学贷款解决，还有一部分学生还存在拖欠现象。大约有1/3的同学，在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生活费问题。(《三晋都市报》任冬梅对本文亦有贡献)

　　405万学子：为钱消得人憔悴

　　一份最新的名为《中国贫困生调查报告》的公益调查结论显示，2006年，12.7%的贫困生因交不起学费可能放弃大学，有6成贫困高考生不能凑齐大学第一年学费，大量考生高考前最担忧大学期间的学费来源。

　　记者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了解到，一份最新的名为《中国贫困生调查报告》的公益调查结论显示，2006年，12.7%的贫困生因交不起学费可能放弃大学，有6成贫困高考生不能凑齐大学第一年学费，大量考生高考前最担忧大学期间的学费来源。

　　据介绍，包括生活费在内，平均每年每个贫困高考学生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在6780元左右，高于他们的平均家庭总收入4756元，超过2/3的家庭入不敷出。81%的家庭总收入尚不足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10.2%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高达79.8%，只有4.7%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在40%以内。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一位官员尖锐地指出，如果说高考是进入大学校门不可回避的门槛，那么对于那些贫困家庭而言，大学学费则是另一道难以逾越的隐形门槛。筹措学费的困难，甚至远远高于通过高考的困难。现在，有6成顺利通过高考的学生正面临这道比高考更难跨越的隐形门槛。大学新生的贫困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超越教育范畴的社会问题。

　　调查显示，截至2005年8月，我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是1561万余人，其中贫困大学生405万人，约占学生总数的26%。然而，截至2005年12月底，全部大学生中，获得助学贷款的比例约有14.6%。这表明，“该贷而未贷”的比例占全部大学生的约11.4%，约有178万贫困大学生仍未能取得助学贷款。“国家助学贷款的提供总量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缺口。”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表示。

　　同时，记者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了解到，纵观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状况的历史演变，全国高校平均学费已经从1995年80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1200元左右；而1995年至今10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却增长不到4倍。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9422元和2936元，这种涨幅既超过了物价上涨的幅度，也大大超过了国民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

　　“一个大学生四年学费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一个农民苦干13年所得的纯收入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供养一个大学生读一年书，需要4个农民一年不吃不喝……”关于高校学费之高，这样的说法已经屡见不鲜。

　　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内地城镇居民的年平均纯收入为9422元，农村居民的年平均纯收入为2936元；目前的大学学费比1989年增加了25～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只增长了2.3倍。

　　据介绍，按照国际上通行的高校学费标准，学费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一般在20%左右，所占人均GDP的比例，也不超过20%。日本供养一名大学生所需的花费约占家庭收入的15%左右，美国大学的平均学费大约占美国人均GDP的15%。我国2003年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约8700元人民币)，按此计算，5000元的学费便花去一半，对于收入在人均GDP以下的家庭更是苦不堪言。

　　由此可见，供养一名高校学生4年的大学生活所需费用，已经成为数百万贫困家庭的一块心病。高校的收费标准，已经逼近甚至超过了国民的承受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劳凯生表示，自从大学学费暴涨后，生源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在实行收费制度之前，农业地区来的学生，在大学里占60%-70%，和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比较接近。实行高额收费后，农业地区学生的比例有下降趋势。

　　制度设计错误的牺牲品

　　◎本刊特约评论员 张立昌

　　贫困生实际上成了一种错误制度设计的牺牲品，将教育的产业化视为拉动内需的消费点，等同于高收费，甚至乱收费，其实就是对社会的极不负责任。教育产业化应该是在鼓励社会资金充分办学的前提下，集中财政拨款办好公立大学，让社会力量来化解政府财政的困境。

　　1993年2月，我国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世纪末要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

　　1992年这个数字是2.73%，1995年2.46%，1996年2.44%，1998年2.55%，2001年2.3%，2003年达到了3.28%，但令人遗憾的是2004年又出现了下滑的趋势。

　　如果按教育投入达到GDP之4%来测算，目前我国GDP年增长已经超过8万亿元，我国教育投入的资金缺口应该占GDP的1%左右。

　　2003年9月9日-21日，联合国教育官员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中国教育状况，经考察后联合国官员指出：“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GDP的2%，而且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来补上。”有学者还对世界各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做过一个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的比例一直是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

　　一般来讲，高校的资金来源分为三大块，一是财政拨款，二是学费收缴，三是办班创收。但近年来，随着大学扩招计划的实施，部分高校为适应需求竞相征购土地、大兴土木、配套硬件、修建公寓，改建扩建工程繁多。在财政拨款和创收有限的情况下，只能把这些基建投资摊入教育成本，借而提高学费。高校扩招所需的正常教育经费，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靠学生交纳学费解决的。

　　我国的教育经费越来越依赖于预算外经费来源，尤其是高等教育，从1990年开始实行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开启了让家庭和学生承担学费的政策，随着扩招的进行和教育产业化论调的盛行，高等教育的私人成本越来越提高。

　　当年为了拉动内需，利用扩招和增长学费来吸引国民高达6万亿元储蓄的做法，短期看来是有效的，但长期来讲会有很多弊端。

　　教育作为一项公益事业，国家应该从各方面加大投入，而不应单纯的将之视为拉动内需的增长点，更不应将之搞成一个高利润的产业来办。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加上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贫富差距还很大，高额的大学学费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高校贵族化”现象。由于教育成本畸高，大量贫困学生不一定都能享受到国家的助学贷款，只能在命运面前低头。

　　目前我国教育资源缺乏的现状客观存在，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更为稀缺，但稀缺绝对不应成为上学贵的理由，绝对不应让公立高校的高额收费制度阻碍了贫困学子的求学之路。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