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振兴职业教育是对教育体制的“拨乱反正”

　　□冯苏宝

　　在8月7日召开的广东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张德江在讲话中把职业技术教育放在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位置，省委、省政府准备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其大发展。这显然出于对当前经济社会问题的深入洞察和一种战略视野走出的棋步。

　　笔者正在参加一项关于深圳市宝安区外来劳务工生存状况的调研课题，其中涉及技能人才的供求问题。宝安区现有350万外来劳务工，其中，高级技能人才占5.4%，中级工占24.5%，初级工以下人员占70%。从比较上看，高中级技能人才的比重虽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皆高于全国和广东省的水平。宝安是深圳和珠三角的制造业重镇，也是全国各类人才涌入最多的地区之一，但进入本世纪以来却出现了技能人才愈见短缺的情况。全区当下的技术工人缺口达十余万人，其中，高级技能人才缺口至少上万人。企业普遍认为，不缺少项目，不缺资金，甚至不缺研发人员，主要是缺少能够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和对生产运行质量把关的一线技能工人。

　　在最近几年里，不少企业因缺少高级技工而生产萎缩，因“高级蓝领”青黄不接而丧失在行业中的地位和优势。在人才市场上，求大学生、硕士生容易，然而出6000元月薪招不齐技工，16万元年薪难聘高级技师。所以在车间里、工地上，大量无电工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在管电，架设电线，改造电网，无焊接技师证书的人在摆弄世界一流水平的高频逆变激光设备，无建筑常识的人在盖高档房子。与此相伴相随的情况是，重大安全事故频繁发生，产业、行业、企业和产品的技术等级难以提升。

　　技能人才直接决定着产业竞争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他们的丰沛与否又取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水平，后者是基础，是纲。这之间的基本关系早已成为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定律。二战后，德国依靠职业技术教育实现了经济复兴，日本也借助职业技术教育从废墟上起步。在半个多世纪前，大学同工业、企业合作，展开职业技术教育还被普遍视为禁忌，但在今天，比尔·盖茨把7所印度的理工学院誉为“改变了世界的杰出大学”。在1999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项关于要求成员国革新职业技术教育的建议，并强调这是迎接21世纪将面临就业与其他社会经济挑战的最重要举措。

　　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一度发展迅速，但在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后则出现了停滞。人们奔学历而去，个人、社会和政府把资源、财富和心思都更多地投向能够提供学历本位的地方。这种异动带来的后果是，教育体制本身出现了危机甚至腐败，而且我们的教育并没有为经济发展培养出相应的具备基本素质和关键能力的人才，甚至没有培养出在21世纪具有一般就业能力的产业工人。但见一轮一轮空有高等教育品牌的“高级流浪汉”，加入被产业发展边缘化或淘汰下来的人群队伍，不断制造着社会张力和不稳定。

　　广东省高举职业技术教育的旗帜，谋求异军突起，抢占经济发展和国力竞争的先机，我认为不仅切合于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现实要求，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从地方政策上对我国教育体制进行一种“拨乱反正”。我相信，只有坚持走下去，产业能够源源不断地被注入动力和活力，社会能够走向和谐稳定。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