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相深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潘多拉

　　8月1日，原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离任，留美博士、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杨卫接任(副部级)。据介绍，近三年来为中国公立大学领导换届的高峰，浙大是今年以来第10所更换校长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和杨卫一样，许多新任大学校长都有海外留学背景，并以政府部门（教育部居多）司局级干部的身份“空降”

升任大学校长职务（8月8日《新京报》）。

　　分析新任大学校长的两个特征，“海外留学背景”有助于他们建立开阔的国际视野，形成具有胸怀全球的大学治理理念，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以司局级干部身份“空降”升任大学校长，符合1949年后公立大学校长属于某一级别党政官员的惯例，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眼见上述两种情形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空降”到公立大学担任校长，我们还是觉得，这些大学校长身上似乎缺了点儿什么。

　　一个突出的缺憾就是，在公立大学中，还比较少从本校教师中选任校长的先例，也尚未形成从不具有行政级别或官员身份的名教授、名教育家中选任校长的机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大学校长尽管可能有海外留学背景，回国后也在大学当过教授、系主任，但他自出任某某大学校长之后，就不是作为一名教授、教育家，专心致志为实现崇高的教育理想而兴办高等教育，而是作为一名政府官员，为了贯彻部门既定的教育目标而管理一所大学。出于一种自然的“经济人理性”，他在大学校长任上的所作所为，首先最有可能要向任命他、同时也赋予他权力合法性的教育主管部门负责，而不大可能首先向大学及大学的师生负责。

　　对于大学及大学的师生而言，是需要一名首先向“他们”（教育主管部门）负责的校长，还是更需要一名首先向“我们”负责的校长，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即国企领导的经营业绩传统上由政府官员评价，但政府官员既不承担经营风险，也不占有经营收入，企业的经营业绩不是他们“事业心”的体现，所以无法保证他们对经营者的评价是“公正”的，无法阻止他们重用庸才，屏闭人才；由于国企领导对“上级”的依附感以及对官场的归属感，使他们难以像真正的企业家那样，把经营企业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参照这个定理，我们看到，由于大学校长的命运也就掌握在主管部门手中，这就形成了他们对后者的依附感以及对官场的归属感，使他们难以像真正的教育家那样，把治理大学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近年来大学出现了一些问题，外界批评的焦点往往集中到大学校长身上，其实，大学校长们有时也是“无辜”的，时势和环境既然决定了他们难以把治理大学作为终生事业，我们又怎能要求他们对大学出现的种种问题负责呢？

　　教育专家的研究表明，在上世纪前半叶，中国长期存在着一个社会贤达群体，国立大学的校长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大学校长们一般都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为各种力量认可的社会声望，他们作为一种专门的力量，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方面起主要作用。今日之中国，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发育的逐步完善，类似的社会贤达群体也正在形成之中，从这些人当中遴选出一批有学识、有追求、富有建树、众望所归的杰出人物，聘请或任命他们担任大学校长，真正实现大学以主体资格自主办学、校长以教育家身份民主治校的理想，条件已经初步具备，时机正在趋于成熟。

　　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关方面当有放手让中国大学培养自己的“教育家校长”的胆识和魄力，当有为中国高等教育拓展更广阔发展空间的智慧和勇气。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