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参加了英雄史诗般的长征，长征路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和事、激励人心的战斗生活以及沿途瑰丽风光，让他

　　他们参加了英雄史诗般的长征，长征路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和事、激励人心的战斗生活以及沿途瑰丽风光，让他们激动不已，又通过他们的笔继续影响后人。历史将永远铭记着这些长征路上的文化大家。

　　走过长征路的文化大家

　　三写红军小说《卢代之死》

　　冯雪峰：

　　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早年从事新文学活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曾任瑞金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兼教员，后任副校长。

　　著名作家冯雪峰曾与鲁迅、茅盾、萧红、史沫特莱等文学大家有过亲密接触。据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回忆：“1936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在上海我的朋友鲁迅的家里，我会见一位作家，他是作为中国红军的代表刚从西北来的。他参加了那史诗般的长征，这是整个军队穿越一万两千英里（应是公里）的平原、大河和高山的历史性的行军。”1937年12月，冯雪峰回到故乡义乌神坛村，开始了长征小说的写作。从1937年冬到1940年冬，他终于写出了一部约50万字的长征长篇小说《卢代之死》的初稿。可是，由于日本侵略者侵入浙江，他这部放在老家的书稿也因家乡沦陷而不幸丢失了。他虽然感到十分惋惜，但又觉得，这部初稿还没有很好地反映长征那一段伟大的历史，他决心重写。1949年建国后，冯雪峰又开始重新撰写这部长征小说。经过7年的艰苦创作，他终于又完成了这部书稿。可是就在1957年他不幸被错划为“右派”，这部书稿未及进行修改而被迫停笔了。1961年他被摘去了“右派”帽子，恢复了名誉，他决定第三次动手修改并续写这部搁置已久的书稿。不料，竟有人以组织的名义对他说：写作可以，但像长征这样伟大的题材，你不适宜写。冯雪峰一气之下把这部书稿投入火炉，付之一炬！

　　今天看来，这不仅是冯雪峰个人的遗憾和损失，也是中国革命文化史、红军长征史的遗憾和损失！

　　“歌舞明星”闪亮长征路

　　李伯钊：

　　李伯钊（1911－1985），四川重庆人。先后担任中央红军学校政治教员、《红色中华报》编辑、高尔基戏剧校校长、中华苏维埃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等职。

　　李伯钊是红军中著名的“歌舞明星”，也是中央红军中32个长征女战士之一。在转战万里的长征途中，她带领的文艺宣传队唱歌跳舞、编剧演戏、培训文艺干部，足迹遍及红一、二、四方面军所走过的地方，为红军长征的宣传鼓动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毛泽东召见李伯钊，要她组织宣传队去进行慰问演出，她和胡底、钱壮飞合写了话剧《为谁牺牲》，艺术地教育了起义官兵。此后，她还编排了《村女舞》等歌舞节目，深受根据地军民的喜爱。为此，她被大家称为“赤色歌舞明星”。新中国成立后，她相继在北京艺术剧院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和副院长等岗位上忙碌的同时，始终不忘长征题材的艺术创作。她与于村、贺绿汀等合写了歌剧《长征》，又写了话剧《北上》和歌剧《红军不怕远征难》，同时还撰写了长征回忆文章《三过草地》等，为后人学习长征历史和长征精神提供了生动的教材。

　　没有署名的《西行漫画》

　　黄镇：

　　黄镇（1909－1989），安徽桐城人。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新华艺术大学。1931年12月加入工农红军，任红五军团政治部的文化娱乐科科长。他为庆贺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而作的巨幅油漆画《粉碎敌人的进攻》，曾得到毛泽东的赞扬。

　　黄镇在绘画艺术创作上是个有心人。长征路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和事，激动人心的战斗生活，以及目不暇接的沿途风光，都让他激动不已。据他回忆：“当时，什么印象深，触动了自己的感情，就画下来，放在身上的书包里。长征我画了整整一路，大概也有四五百张，现在留下来的就是这24幅。”这24幅，也就是以后公开出版的《长征画集》。

　　有意思的是，留存下来的24幅艺术珍品，几经辗转于1938年落在了作家阿英的手里。他以《西行漫画》之名进行了印刷出版。因当时不知作者是谁，故未署名。

　　直到196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西行漫画》时，将原印本送黄镇鉴别，黄镇才回忆起这些画是他在长征途中绘的。

　　马背上的“红军书法家”

　　舒同：

　　舒同（1905—1998），江西东乡人。192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相继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政治部主任等职。

　　长征途中，舒同是党的一名宣传干部，他用自己的智慧为红军战士带来了快乐。他曾在《红星报》上发表《十天行军中化装宣传的一瞥》一文，头一次提出“化装宣传”这一新概念，用各种诙谐幽默的方式，让红军指战员们个个兴奋起来，冲淡行军的疲劳。

　　当时，红军长途流动作战，环境艰苦，物质条件极差，不易找到纸墨。舒同就用木炭、锅灰、石灰水等在墙壁、木板、石崖上书写标语，用五颜六色、大小不等的废纸书写文告、传单等。这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方法将长征途中的宣传工作搞得热烈红火。同时，舒同作为一名书法家，即使在极其紧张、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仍不忘提高自己的书法艺术。舒同常给人讲：“战争年代，整天行军打仗，没有空也没有条件练习毛笔字。但我有个习惯，有点空就在地上、腿上用手指写写画画。即使在长征途中的马背上，我也不忘练字。”也正是他的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着许多人，人们形象地称他为“马背书法家”。

　　“长征小调”长征长

　　陆定一：

　　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任少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兼《青年实话》主编。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先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宣传部部长等职。

　　陆定一的才气表现在平时，尤其是歌词创作，随时随地，张口就来。红军战士把他的歌词统称为“长征小调”，并把他视为“长征小调”的创始人。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陆定一的“长征小调”再显神奇，他与贾拓夫合作写出了迄今为止最长的“长征小调”——《长征歌》。红军长征走了13个月，“长征小调”写了13段。每段都如同一张富有诗味韵律的长征大事月表，生动记录了红军当月的重要战斗、重大事件和取得的重要成就。当时大家同陆定一开玩笑：“你的长征小调和长征一样长。”更值得一提的是，陆定一1934年在长征途中撰写的纪实散文《老山界》，后来作为范文被收进初中课本，并被全文镌刻于老山界脚下，该文章激励着一代代后来人。（本版文图除新华社署名外，均据《解放军报》）

　　联系上中央贺龙大喜

　　优秀报务员彭富九忆当年战斗险情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88岁高龄的彭富九最钟爱的东西，是一个老式发报电键。在他看来，“滴答”的发报声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这位当年红二方面军的优秀报务员，至今还能用他已经不太灵敏的手指在发报机上动情地弹奏莫尔斯电码。“他们想抄我的电报都跟不上，我发得快。”老人指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学报务的儿子说。1932年12月中旬，湘赣省军区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少共中央巡视员冯文彬神秘地找到读过几年私塾的彭富九，推荐他去干一份“特别的工作”。“考官跟我说每天可以吃四顿饭，没事了还可以听戏。”彭富九回忆说，“我接过耳机一听，果然听见国民党电台里传来唱戏的声音。”

　　就这样，彭富九成为了红六军团第一批10名无线电学员之一。一名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成了他们的教官。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当时，彭富九已是红6军团电台队长。“电台是英国制造的，质量非常好。”彭富九回忆说，“贺老总特别重视电台，派了最好的司务长给我们做饭。”

　　然而，就在这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前后，彭富九这台质量特别好的电台突然和中央失去了联系。有七八封急电须发给中央，但就是联系不上。17岁的电台队长彭富九急得团团转。无奈之下，彭富九飞跑着去找贺龙。一向爱开玩笑的贺龙眉头一紧，严肃地说：“小鬼啊，与中央失去联系是要杀头的啊。”

　　彭富九带着巨大的压力回到岗位上，和战友们昼夜值守电台，一直呼叫了六七天，中央电台终于有了反应。彭富九兴奋得不得了，一口气把积压的8封电报全发了出去。同时中央也发来电报，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最新情况，并对红二、六军团作出了新的指示和部署。

　　彭富九的表现让贺龙喜上眉梢。他大笑着对住在楼上的李达喊：“参谋长，马上给彭富九做件大衣奖励他。”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日本铁壳怀表，塞到彭富九的手上说：“我就知道你有办法。”李达很快让人用缴获的英国蓝呢料子给彭富九做了一件大衣。彭富九穿上漂亮的蓝呢大衣，一下子成了红二、六军团的明星人物。大家都羡慕地送了彭富九一个别号———“大少爷”。1936年3月30日，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电令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北上甘孜与之会合。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在作北上动员时，仍然以为一、四方面军都在甘孜，于是鼓励大家说：“等到了甘孜，红军就有8个军了。”

　　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加强了要求北上的力量，使张国焘最终放弃了继续南下的念头。“我们红二、六军团都是拥护党中央的。”说完这句话，彭富九拿起放在手边的发报电键，在长短相接的“滴答”声中说：“我发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披着袈裟当红军

　　这位最早的藏族党员由毛主席亲自取汉名“天宝”

　　在四川省，天宝（见图）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仅当过喇嘛，当过红军，当过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的党委书记，而且他的汉名还是毛主席亲自取的。1917年2月，天宝出生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党坝乡，原名叫桑吉悦希，这个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当喇嘛，藏语叫“扎巴”。桑吉悦希有三兄弟，他是老大，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

　　如果不是红军的到来，桑吉也许就会当一辈子喇嘛。天赐良机，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转移到阿坝地区一带，等待同中央红军会师。

　　看到有朋友参加了红军，穿上军装很神气。18岁的桑吉也心动了。

　　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懂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食。刚参加红军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1935年8月，桑吉随左路军长征，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不久，他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

　　长征结束后，中央党校成立了一个少数民族班，桑吉悦希被任命为班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党校来讲课。

　　有一次，毛主席到党校讲课，学员被主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的讲课吸引住了。刚一下课，学员自动列队欢送。

　　毛主席走到桑吉面前停了下来，校领导介绍说他是班长，毛主席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别紧张嘛，你叫什么名字？”得到回答后，毛主席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很有讲究。”桑吉有点害羞，挠着后脑勺说：“桑吉”的意思是佛祖，“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父母求活佛给取的。

　　毛主席一听，乐了：“了不得，了不得！又是佛祖，又是宝贝的！”毛主席的兴致很高，想了想，又对桑吉说：“长征时我到过你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天宝”这个名字在中央党校和延安传开了，从此，这个幸运吉祥的名字就伴随了天宝一生。

　　她率500农妇包抄杀敌

　　红军惟一的女师长张琴秋指挥作战时把孩子生在戈壁滩上

　　张琴秋（见图），学名张悟，1904年生于浙江桐乡县一个商贩之家。父母节衣缩食，供她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冬，张琴秋同丈夫沈泽民（著名作家茅盾的弟弟）等秘密搭上一条苏联运煤船，赴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1930年，她把刚生下的女儿玛娅安顿在国际儿童院，回到上海。翌年，夫妻二人进入鄂豫皖苏区，张琴秋任军校政治部主任。

　　张琴秋刚刚潜入鄂豫皖根据地时，同志们都对这个洋学生出身的女人能否当好军校政治部主任还有怀疑。不过张琴秋第一次出场，就给大家留下了突出印象。她身着灰军装扎着绑腿，英姿飒爽地出现在操场上，以非常标准的军人姿态和响亮的口令使大家感到惊叹。1933年，川陕苏区反“围攻”时，川军一个团从小路包抄到四方面军总医院附近。当时，张琴秋身边只有地方武装妇女赤卫营500人和医院保卫科的几十个男同志。她沉着地根据高山峡谷的地形安排了一个包围阵，待敌军进入山谷中突然卡住两头，然后她带领身边的人进行喊话宣传，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敌军进退不得，平时受军阀欺压的士兵又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宣传，都停止开枪倾听喊话。恼怒的敌团长以手提机枪扫射不肯前进的士兵，激起了反戈相向。张琴秋乘敌内乱，率领妇女赤卫营冲下去，将全团敌军缴械。此事很快在全川传扬，《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都登载了“五百农妇缴一团”的奇闻。1935年初，红军在川东北建立了历史上建制最大的妇女部队———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由张琴秋任师长。红军的西路军向新疆远征途中，张琴秋已临近分娩，但仍在担架上指挥总部机关作战。在马匪骑兵的包围中，孩子出生在戈壁滩上，她也因产后失血过多而昏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