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家庭“散伙晚会”哭声一片

　　孩子们不停地叫着“妈妈，我不想走”；“妈妈们”搂着他们承诺“过年就把你们接过来”。本报记者甄宏戈摄

　　第三届艾滋孤儿夏令营闭营

　　本报讯（记者石毅穆奕）昨晚7点，第三届艾滋孤儿夏令营在永定门饭店举行闭营仪式。两个小时里，70名艾滋孤儿和他们的临时父母自编自演了10多个节目，现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然而，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孩子们意识到第二天就要离开“爸妈”，便集体痛哭，搂着照顾自己3天的“爸妈”不肯撒手。

　　活动开始没多久，来自贵州的艾滋孤儿刘伟成了全场焦点。当接过5000元钱时，他才知道这钱是“爸爸”闫江萍的单位送来的。

　　据了解，刘伟“爸爸”的单位得知其报名爱心家庭，而且其照顾的孤儿来自山区生活贫困，便组织了募捐，捐款人数约30人。

　　刘伟感动得热泪盈眶，在会场大叫了一声“爸爸”后冲进闫江萍怀里。闫江萍搂着他，禁不住泪如雨下，一个劲地说：“好孩子，爸爸的好孩子，爸爸终于等到你这句话了。”全场无不动容。

　　事后，闫江萍说，刘伟在他家3天基本不说话，很闭塞，纠正他随地扔垃圾等小毛病时他也不听，“我知道他的亲生父亲因艾滋病去世，孩子受不了打击。他扔垃圾的时候，我就当他面捡起来，他看多了也就改好了”。

　　记者见到了曾住在佑安医院传染科医护人员家里的小路和小哲。

　　小路比前两天开朗多了，见到记者就亲热地拉着手聊天，她说回去后要好好学习，将来挣很多钱，做慈善大使，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小哲穿上了“医生爸爸”汪罡给他买的新鞋，说：“我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鞋呢。”这是小哲和记者说的第一句话。

　　之后，他很严肃地跟记者交流了对未来的规划。他说，他要到北京上大学，要像汪罡一样做个医生，“不希望别的孩子像我一样，很小就失去父母，我要帮助那些生病的人重新健康起来，陪着他们的孩子长大”。

　　晚9点，活动接近尾声，原本气氛融洽的会堂突然变得沉闷，刚才雷鸣般的掌声听不到了，孩子们知道自己就要离开北京，离开爱心家庭，离开和自己生活了3天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了。

　　男孩子显得很坚强，只是默默地哭，女孩子都紧紧地抱着爱心家庭的亲人，不肯撒手。

　　一个爱心妈妈把她照顾的云南小姑娘领到座位上，假装说自己去厕所，然后哭着偷偷离开了永定门饭店。

　　（文中艾滋孤儿均为化名）

　　马上就访

　　曾有14个家庭因顾虑而退出

　　昨晚，第三届艾滋孤儿夏令营闭营后，记者就本届夏令营活动的相关问题采访了主办方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启民说，爱心家庭对孤儿们的影响很大，但社会上还存在着将艾滋孤儿和艾滋病混淆的现象，本届活动之初就有14个报名家庭因此退出。

　　李启民说，本届夏令营的爱心家庭给孩子们的最大影响是孩子们变得爱说话了，性格开朗了。比如贵州铜仁的王枫（本报前天曾报道），她参加了两届夏令营，去年回去后，她成了学校防治艾滋病宣传员，敢站到同学面前了。

　　李启民说，目前公众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等知识缺乏了解，有关宣传还不够。本届夏令营开营前，有14个报名的爱心家庭最终选择退出。退出的原因是这些家庭有顾虑，有的怕会被传染，有的担心别人说闲话。

　　本报记者石毅

　　爱心对话

　　爱心家庭吸取欧洲教训

　　针对在夏令营活动中安排爱心家庭的初衷，记者近日采访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卫生项目官员许文青。

　　记者：联合国儿基会从何时开始关注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问题？

　　许文青：我们从2001年开始制定相关计划，2003年正式实施。现在的计划叫“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社区家庭关怀”，主要通过和当地政府合作，在艾滋病人群中开展生产自救。

　　记者：为什么要在夏令营活动中安排爱心家庭呢？

　　许文青：联合国儿基会在帮助艾滋孤儿上有过惨痛教训。二战时，我们在欧洲建了许多孤儿院，有的孤儿长到几十岁还无法离开那里。两年前，我们在云南瑞丽做调查时，孤儿们说最想有个家，我们就想到帮他们找爱心家庭。

　　艾滋单亲儿童尚无保障

　　针对艾滋孤儿的生活现状，负责此项目调查的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研究员袁建国接受了采访。

　　记者：孤儿受艾滋病影响的程度有多大？

　　袁建国：从连续两年对四川、河南百名儿童的调查来看，其中71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家庭比未受影响的人均年收入低700元。我们还发现受影响儿童感到有心理压力的比率达60％，至少1/3的儿童在目睹父母患病或死亡后吓得睡不着。

　　记者：艾滋孤儿和艾滋单亲儿童的家庭生活有什么不同？

　　袁建国：单亲家庭的这类儿童比孤儿的生活状况更差。我国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只针对艾滋致孤儿童，不惠及单亲家庭或者父母均为艾滋病患者且在世的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