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海松
中国的人情主要是血缘关系及其延伸开来的各种人际关系，是一种外在的规范制度化了的“情理”。孔子的“仁”就
是二人，是关系之学。法律不违于人情，也就是不违于关系。法律本不是建立在个人的权利、义务之上，而是建立在群体关系
之上。我们的心理状态和感情生活也就被制度化，一种被模式化的情已不再是情了。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情”对
真情而言恰
恰是一种抹杀！所以《红楼梦》中，性情中人贾宝玉在贾府中反而被当成“行为偏僻性乖张”“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
”!
这种常情对个人的性情及尊严，更多的是一种压制。正如梁漱溟先生自己也承认的：“所谓孝弟礼让之训，处处尚情
而无我”、“西洋人是有我的，中国人是不要我的”。其取消的正是个人权利及人格。所以鲁迅批判“礼教吃人”，更有“以
礼杀人”、“以情杀人”。个人的真情反而在这种制度化的情理中没有空间，只有选择叛逆，如私奔之类。
许地山先生曾风趣地把中国称为“父亲”文化，为了家庭。西方称为“情人”文化，为了个人鲜活的感情。中国人的
墓碑上写满的只能是千篇一律苍白僵化的家谱，西方人多半是自己设计的富有个性富有真情实感的墓志铭。也有学者说，中国
人重孝，西方人重爱。孝是描述和强调一种纵式的人间关系，爱是描述和强调一种横式的人间关系。中国血亲情理与西方感情
生活存在鲜明反差。
正如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所说，中国“一切合法的关系都由各种律例确实地加以规定。自由的情调——就是一般道
德的立足点因此便完全被抹杀。”此处“道德的立足点”意思是主观性的自己决定、对善的自由判断。黑格尔又说“他们的法
律不是法律，反而是压制法律的东西。”甚至，黑格尔从精神的角度对中国文化来了个全面批评：“凡属于精神的一切，绝对
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
其实，这种中西文化的分歧从孔子、柏拉图这两大文明宗师的思想中已见端倪。孔子关于正直的例子是所谓“父为子
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当听说一个儿子把偷羊的父亲告到法庭时(“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则大声说他的家
乡把儿子保护父亲视为正直。血缘关系确立了子女在所有场合下的义务，并决定了正当行为的方向。而在西方，柏拉图曾经思
考过类似的冲突。在《尤息弗罗篇》中，苏格拉底曾问，控告自己的父亲杀人是否为一种孝行？苏格拉底没有给一个确定的答
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家庭血缘不是我们行为的最终标准，甚至连神也要质疑。苏格拉底认为，我们需要质疑这样的假定：
道德上正当的就是去做我们认为神喜欢的事情，同时也必须仔细地审查那些能证明我们行为正当性的一般道德原则。这其中，
体现的是一种广阔的探索精神和自由意识。
中国文化包括法文化最欠缺的就是这种“自由意志”与“自由意识 ”。如邓晓芒先生所言：“中国传统道德正由于
从道德出发的唯道德主义，而把不从属于道德规范的自由意志排除于道德之外……从而导致了中国道德传统的道德根基的遗失
，导致了这个道德传统的非道德化、伦理化和刑政化。”我们一再为所谓礼法文化、人情即法的光辉传统唱赞歌，但吊诡的是
，我们自以为最值得神往的“情”，恰恰是对“情”的抹杀。
时至今日，我们能否创造合理的法制，能否保障幸福的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一个以横向、平
等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心理秩序和感情生活，即是说，决定我们对于“情为何物”的一个重新认识。而这种心理秩序与感情生
活的重建，也最终会成为我们理想的政治、社会制度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