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究竟是什么

　　顾晓鸣

　　●2006年，“国学热”；无巧不成书，章太炎等人创办国学杂志，是1907年，距今正好一个世纪。因此，回答“国学”究竟是什么，澄清相关的一些问题，就不是一个学究的事，而有着十分紧要的现实意义和学理意义

　　●今天，要避免取消传统经典和简单读经的两种极端的办法，在于认识到“国学”及其经典本身处于历史的运动过程中，国学外联和内在的“创造性转化”是中国学术和思想文化的生命及活力所在

　　●遵循中国经典传统的“易”与“不易”——即既变又不变、“生生之谓易”的机理，在直面现实中发展和更新，这应该是我们在今天提倡和推广“国学”中应有的方法论基础

　　2006年，“国学热”；无巧不成书，章太炎等人创办国学杂志，是1907年，距今正好一个世纪。相隔百年，人间天翻地覆，但“国学”概念的提出和获得公众响应，却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际：国学既是面对汹涌而至的“西学”一种回应，本身又是在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想学术乃至制度法理的催化下，对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一种自觉和一种创制——在一种世界视野中界定和凸显中国自身思想文化，使之成为国传学统，使学人和大众有研习、遵循、传承、发明、出新的安身立命的基点。

　　因此，回答“国学”究竟是什么，澄清相关的一些问题，就不是一个学究的事，而有着十分紧要的现实意义和学理意义。

　　首先，作为一种“国学”必然与民族传统经典互为表里，每一代人对这些民族经典的学习，既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又是进一步创新的文化范式和文化资源。讲“国学”必须强调读经典；然而，包含在这些经典中的视野和内容反过来限制了新一代的观念和创造性，因此，“读经”也受到了五四以来许多学者的批判和反对。

　　今天，要避免取消传统经典和简单读经的两种极端的办法，在于认识到“国学”及其经典本身处于历史的运动过程中：

　　——孔子删编的“六经”(其中《乐经》佚失)，本身已不是真正的“原”典，更何况又经历了“焚书坑儒”，所以古时便有“古文”和“今文”之争，今天又有考古竹简、帛书的不断发掘现世。“经典”文本本身处于不断变动之中。

　　——“经典”不是一成不变、可以背诵交接的“东西”，而是与现实互为表里的“释义系统”。即使是以考据为重要特征的清代经学研究，也是面对社会动荡进行批判，反对理学空谈心性，倡导实学的经世致用。同时，诸子百家是国学的优良传统，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解释体系。

　　——“国学”也绝不是与外国之学对立起来的唯本国之学，恰恰相反，一部“国学”史就是一部中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应对界外进入的异族异国之“学”的历史。大师汇集的宋明理学，就是在应对进入中土的佛教的过程中形成和升华的。同样，百年以来“国学”的发展，离不开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冯友兰、胡适以及鲁迅、郭沫若等学者，而这些学者几乎都是学贯中西，并自觉在“比较文化”视野中发扬和“构建”“国学”的。今日大陆台港及国外的“国学”学者密切交流，这正是“国学”在全球化中存在的又一内在价值。作为多民族发生与外界多方交流的中“国”之“学”，有着世界其他民族之“国学”没有的独特优点。

　　国学的这种外联和内在的“创造性转化”，可以说是中国学术和思想文化的生命及活力所在。百年来出现的食洋不化、食古不化和拒外、灭古的错误和反方向的复古和迷信书本的做法，恰恰源于违反了“国学”的精神。中国古训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正是导源于中国经典大师的基本见解。在字词句读出其背后的意义，是一种对现世的关怀和对实践的照应，因此，明代有“王(阳明)学”汇为大观，“知行合一”等学说在晚清各派改革者中间都不乏回响。国学中蕴含的这种实践性，与中国式的实事求是不断摸索前行的理路和工作方式，具有深刻关联，而其源头恰恰在传统经典《易》中。简单地举个例子，《易经》中四个关键字：“元、亨、利、贞”，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即为“开创”、“互通”、“共赢”、“诚信”。

　　而这种“说文解字”式的解释和意义生发，也是“国学”的重要特征。“国学”把“小学”与“大学”紧密结合。“小学”则不但是解读经典方面的文字修养，更在于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大功课(“大学”)密切结合，在每一代成长过程中，通过“知书识字”树立“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的具有高昂主体性和严格自律性的自我人格。

　　尽管每个国家都有文字，多少也有同样机理，但中国特有的汉字系统，是独一无二的。汉字所蕴含的极为深刻、极为多重的文化重要性一言难尽。别的不说，人们认识到“汉字“的模块与中国建筑及各种有形无形文化事项的关系，“汉字”的书写与人体和生命之“气”的关系等等，这涉及到对中国美术音乐戏剧文学和建筑景观及时尚玩物饮食起居等人生一切活动的进行和品赏。国学中“汉字”和“经典”的这种互动式的教学，对于陶冶国人性情和锤炼民族眼光，直至直接间接塑造与“西化”大异其趣的中国式服饰景观等，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学”既不是每个国家自己有的“学”，也不是简单与希腊、印度等古代大文化并列的一种重大的“民族之学”，而是与其余的拼音文字系统文化不一样的独到的“学”。

　　在这里，“国学”就有了在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大背景中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和功能。这在中国传统哲学(如阴阳五行)、数学和医学等对世界科学医学和实学的贡献中，已逐渐体现出来。而“国学”中文史哲的交融以及其中深刻的生命意蕴和心身合一的内涵，与世界正在兴起的所谓“全新心灵”(AWholeNewMind)有深层的契合。在这方面，中国文化与众不同，没有全民族的“国教”，因此，蕴含在“国学”中的中国特有的、对一系列人生终极问题和人性本身的看法，对于世俗化了的其他宗教及其国家都有启示作用，并能为之提供思想资源。“国学”今后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还可有更乐观的预期。

　　而且，从历史上说，“国学”从来不是局限于我国一国之学，“国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和教学传承之学术，是跨国界的，与“汉学”“中国学”有联系，也会如Gongfu(功夫)成为个人身心修炼的文化方式一样，Guoxue(国学)成为个人道德行为修养和文化学养之养成的文化方式。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生活方式浸淫各民族的当口，提倡中国民族的身心健康和操行高尚的方法方式，这正是“国学”的使命，其迫切性不需要咬文嚼字。其实，从孔子庄子到中国式的佛学禅宗到当代的大师，都努力把深奥的学问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而这也是“国学”的真精神。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现代社会，“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国学”作为有着“等级的和固定的”师承和道统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推陈出新，要遵循中国经典传统的“易”与“不易”——即既变又不变、“生生之谓易”的机理，在直面现实中发展和更新，凤凰涅槃！

　　这应该是我们在今天提倡和推广“国学”中应有的方法论基础。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