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行贿”只为发表调查报告

　　日前，有媒体报道，一位大学生为了把暑期调查的成果发表出来，找到该报社一位不认识的记者，并在实践调查报告中夹进300元钱。他说他也是被逼无奈，老师要求调研成果必须发表。

　　这种事今年在南京媒体圈屡见不鲜。投稿本身由学生自己送来的很少，大多数是学生、老师找朋友、托关系要求“帮忙”的。

　　5拨人找记者帮忙发稿

　　记者今年暑假就碰到5拨人希望发表学生调查报告，不过并未发生“行贿”事件。暑假一开始，某校学生会副主席就打来电话，表示今年有社会实践，希望能给予报道；随后，还有一位学生直接将调查报告传真到报社。其余的三拨则全是受人之托找记者帮忙的。其中一位朋友说他也是“被逼无奈”，他的朋友在某高校外院团委工作，学校团委要求他们必须开展暑期实践活动，为此院团委自己策划了5个选题，找了100多名学生组成小分队展开了调研。调研报告出来了，要想在学校的评比中获优，明年争取更多的学生活动资金，最关键的就是要在媒体上发表。为此，他找到记者的朋友，一下子给了5份调研报告。

　　问卷3天调查报告出炉

　　小刘参加了一个暑期调研小分队。这个小分队一共30人，调研的是南京公共交通，并请市民对其挑刺。记者打电话给他时，他和同学正在苏州玩。他说，调研是在放假前3天完成的，“我们30人分成3组，分别调查公交、地铁和出租车，自己找问题，也给乘客发问卷，而且都是自费的。”对于调研3天得出的成果，他觉得“有点草率”，调研问卷也有很多值得提高的地方，虽然也设计了不少问题，但大多是现象，并没有对其进行专业分析。

　　在调查报告中记者看到，对南京地铁存在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南京地铁售票机，投入20元，找出18个硬币，为此建议设立换零钱处。”而实际上，南京地铁售票处设有换零钱处，而且地铁售票机能识别的面值最大的纸币为10元。对此硬伤，小刘表示这是调查问卷中市民的意见，他们没有实地考察。

　　刘同学对这次实践不太用心，他说：“我们是学外语的，如果学校能帮我们联系和我们专业有关的实践，类似于实习，我们倒是很乐意。”

　　实践活动见报能加学分

　　“姐姐，你帮帮我们吧！我们觉得活动很好，你看，外来工子弟没有城市里孩子这么好的条件，我们联系了农民工子弟学校，带孩子们玩，给他们讲故事，你就给我们报道出来吧，发张图片也行。我们要见报了才能拿学分。”一个大一的女生苦苦哀求记者跟他们去一次民工子弟小学。

　　见报了才能拿学分？高校会定这样的规矩？记者从该校其他学生和老师那里打听到，社会实践不是要见报才能拿学分，而是见报了才能加学分。张同学一放暑假就开始忙着搞他的活动，他说学长告诉他，开学时院系和学校会进行社会实践评比，如果想优胜，就要想办法让实践见报，只要有一篇报道，优胜就不是难事，而得到优等评价的学生将加学分。加分的多少还和报道他们实践活动的报纸级别有关，报纸级别越高，加分也就越多。

　　老师不希望学生太功利

　　“说得严重点，现在的社会实践评奖整个都扭曲了！”南京一所高校负责学生工作的王老师说这话时，语气里带着点气愤和无奈。

　　王老师说，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不管是搞调查也好，还是做一些有益的服务也好，都应该是有益的，但一旦有评奖，味道就变了。“既然要评奖，就要有参考标准，见报的篇数和报纸的级别就是其中之一。比如，学校和学校之间比，要看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些国家大报的篇数；而学校里比呢，则主要比上地方报的篇数和版面。我们当老师的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希望学生带着功利心做社会实践，但我们的力量不够啊！”

　　媒体、学校、社会形成合力

　　“教学生产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社会实践对于学生，尤其是大学生，非常重要。学生可以进行一些考察，接触社会，将来才能‘社会化’。”南京市教科所所长刘永和说。他认为，衡量学生社会实践的标准，应该是学生通过实践得到了什么知识、获得了什么体验、有了什么成长。如果要求学生的活动见报了就能怎样怎样，那学校就是没有正确理解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意义。

　　刘永和说，学生带着功利的心态托关系找报社让活动见报，可见学校的评价机制显然出了问题。他认为，国外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要个证明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我们国家找到关系盖个章出示个证明就简单得多，这是信誉度的问题。他呼吁媒体、学校和社会各单位一起齐心协力做好学生社会实践的工作，而不是简单地“敷衍”或者“帮忙”。

　　作者：姜曼刘海琴刘科/来源：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