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联星跋山涉水携两箱红旗进苏区

　　石联星是著名电影演员，1932年参加革命，在瑞金苏区进行艺术活动，被广大红军和苏区群众誉为苏区三大赤色红星之一（其余二人为李伯钊、刘月华）。1949年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赵一曼》，成功地塑造了革命战士赵一曼的英雄形象。全国解放后，在北京从事电影和戏剧的导演、演出活动。是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8月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记者近日从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一些史料中，了解到石联星当年从上海—汕头—潮州—大埔—上杭边—汀州（长汀）—瑞金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跋山涉水携带两箱红旗进入苏区的艰险故事，至今仍是那么鲜活———

　　女学生从上海启程开始惊险之旅1932年，白色恐怖的上海，在霞飞路和合坊里弄住着的石联星等几个从湖北逃出来的女学生，她们到上海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赤色互济会”。她们要到苏区红军里去当护士，因此互济会的老李带来一位陌生人并介绍说，这就是带她们到中央苏区去的交通员阿丙同志（即熊志华，福建永定人，曾担负过白求恩从香港到汉口的护送工作，解放后在上海市委任职）。阿丙操着流利的上海话，说很快就要启程，要她们换掉学生装，穿上普通广东妇女穿的衣服，行李尽量简单些，第一批只能带两个人走，因此决定让石联星与同学小孔先走。

　　启程时石联星两人除带简单的衣物外，最主要的是带了两木箱红旗，这是上海工人亲手绣给苏区和红军的礼物。石联星和小孔担心不能带，根本不知如何是好，急得脸都红了。交通员阿丙叫她们不要操心，他会很好地安排，放心大胆地跟他走就是了。于是他们一起乘黄包车，那两箱红旗用另一辆黄包车拉了跟着走。到了黄浦江边出海的码头上，上、下船的行人格外多，码头上还有人在检查旅客的行李。石联星和小孔心里正发愁那两箱红旗怎么办时，只见前面有两个戴着红帽子的搬运夫已扛着那两只装红旗的木箱挤上跳板，在人群中向船上走去。石联星紧张地擦了擦头上的汗，跟在阿丙的身后走上了跳板，挤上了船。进了统舱，那两位戴红帽子的搬运夫早已将箱子平平安安地放在船板上转身就走了。从此这两箱红旗再没人管了，也没有人去理会它了。

　　在汕头平安无事逗留了一个夜

　　船出了海，那天天气阴沉沉的，海面风浪很大。石和孔都是第一次坐海船，她们俩躺在统舱的躺椅上因头晕而起不来，海风吹透了她们单薄的衣衫。虽是夏季，两人仍然感到很寒冷。但她们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两箱红旗。一是怕被敌人发现了，二是怕乘客把它偷走了，心里忐忑不安。护送她们的交通员阿丙躺得离她们不太远，他不怕船的摇晃，在船上自如地走来走去，时不时给石联星两人送这送那。石联星和小孔吃不下什么，而且还不断地呕吐，那两只箱子随着汹涌澎湃的海浪在船板上滑来滑去，船上的乘客都躺在躺椅上谁也不去注意它。拂晓时他们胜利地到达了旅途的第一站———汕头。

　　船靠岸后，阿丙找到两个脚夫扛着这两箱红旗进入海滨的一家大旅馆。阿丙和旅馆中一位二十多岁的茶房打了个招呼后，这茶房机灵地接过箱子，然后很有礼貌地将石联星和孔安排在旅馆进门旁的一间不小的客房里住。阿丙买来许多新鲜的水果，他故意地将房门敞开，三个人有说有笑地大吃起来。旅馆很是嘈杂，打

　　经由潮州费尽周折踏上红色土地

　　第二天他们带着这两箱红旗乘火车到了潮州，后又乘船到大埔。大埔这个交通站是紧靠河岸的。小船靠岸后，立即有个挑夫将两只箱子挑走。石联星和小孔随着阿丙一步步地走上岸边的坡道，走进这座沿河的楼房里。这家主人又是沏茶，又是打洗脸水，忙着做菜给他们吃。吃完晚餐后，主人安排石联星和孔住在后面一间小屋里，屋很小，只能容纳两个人。当时是夏夜，蚊子很多，老奶奶拿了小竹椅坐在她们床头的走廊处守着，手里拿着一把大葵扇给她们赶蚊子，不断地为她们打扇。

　　出发时除阿丙外又添了两人，一位是挑箱子的，另一位是近三十岁左右的高个儿，穿着对襟短衫，显得很有精神，有两支手枪紧紧插在他的腰间。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高个儿交通员牵着石联星，阿丙牵着小孔，他们几个一脚泥一脚水、深一步浅一步地在山路上试探着走。石联星和小孔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在泥里水里摔了一跤又一跤，但是她们仍然坚持前进。一路上老是怕碰到敌人，有时一有动静两个女孩子的心就提到嗓子上，有时藏到交通站的夹墙里一呆就是一天。费尽周折到了福建地界，又跑了两里多路，赶到一条河边，上了一条小小的渔船，两箱红旗也搬上了船。小船终于在黎明的清晨把她们送到对岸———红色苏维埃的土地上。“红色苏维埃的天是那样晴朗，红色苏维埃的土地是那样芳香。”石联星后来在1981年的回忆录中感慨万分，“在快乐而又有趣的气氛中，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三天。当我们再起程时，阿丙领着我们骑着枣红马，经过长汀，翻越崇山峻岭，最后抵达红色的首都瑞金。交通线上的每一个战士为党为人民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呵！”本报记者邵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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