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中国防治艾滋必须走自己的路

　　本报记者 刘芳

　　8月13日，第1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研究该领域多年的中国资深艾滋病政策研究学者、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法律政策工作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楯没有亲自参加大会，但是他专为这次会议做了一篇论文，阐述中国艾滋病政策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经验和教训，呼吁艾滋病工作的政策、制度更加合理。

　　近日，李楯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20年来我国防艾政策的4次转变

　　记者(以下简称记)：作为有着世界1／5人口的人口大国，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数字一直备受关注。按照国内最新的统计数字，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人数到底有多少？

　　李楯(以下简称李)：2003年由中国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共同制作和发布的《联合评估报告》中称：“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万”。至2006年年初，新的联合报告表示，“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65万人(54万~76万人)”。

　　记：我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在20年中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李：第一例艾滋病报告在中国出现，到现在已经20年了。20年来，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有过四次转变：

　　最初知道这个病的时候，因为认为艾滋病只是国外带来的社会问题，早期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做好入境检测，不管是从国外进中国的人还是中国出去在外面生活了比较长时间的人，入关时必须接受检测，要把艾滋病拒于国门之外。

　　后来我们发现，中国自己有比较大面积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出现。在云南边境的一个小村落里，100多人因为吸毒静脉注射感染了艾滋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回应是严格禁娼禁毒，认为这样就能遏制艾滋病的传播。

　　接下来，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发现在卖血的人中有大量感染艾滋病的人，首先是在河北，然后是在河南、安徽、山西、陕西、四川等地方。于是我们制定了《献血法》和血站管理的一系列规则，我们觉得，管住血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四次变化，是卫生行政管理的官员宣布了“四免一关怀”的政策，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还去看望了艾滋病患者。此后，我国的艾滋病防治行政法规被批准，并于2006年3月1日开始实施。

　　记：这些措施都带有当时的时代特点，但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抑制住艾滋病的蔓延。

　　李：以我国政府曾颁布的“纲领性文件”《艾滋病防治中长期规划》为例，其中坚持了以禁毒、禁娼为防治艾滋病的“治本”之法，而与之相矛盾的是，也将“行为干预”写入了规划及其实施指导意见，政府在政策和法律层面接受了在艾滋病预防上的“安全套”(就是给性工作者等提供避孕套)、“美沙酮替代”(就是给吸毒者提供法定毒品)、“洁净针具”(就是给吸食海洛因的人提供吸食海洛因的工具)三项行为干预的做法。由此造成了中国法律自身内部的相互抵触。

　　中国20年艾滋病防治政策的演进，除受中国人自己的认知能力和价值观的影响外，更多的是受了来自外部(联合国组织、别国政府及社会)的影响，来自中国对外部艾滋病防治主张的“误读”和外国艾滋病防治政策对中国的“误导”。

　　国际组织的防艾模式在我国“水土不服”

　　记：防治艾滋病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请你具体谈一下国际组织对我国防艾政策的影响。

　　李：国际组织在中国推行一种被称之为“K(知识)A(态度)B(信念)P(实践行为)”的调查与研究方法，用以解释与艾滋病传播相关高危行为产生的原因，并由此推导出艾滋病的防治策略，决定艾滋病防治在中国的资源配置。但我们认为在中国实行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每个人的生存，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其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制约的。从女性性工作者使用安全套的情况看，因为她们身处性别不平等、被剥削、被污名化的环境中，她们的实践行为实际上最主要的是个人的赚钱谋生动机与这种情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如果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不考虑、不干预其他种种因素，仅仅是灌输，那么，即使女性性工作者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再多，态度再端正，信念再坚定，也很难再进一步做出预防的实践行为来，更难以持续做到“100%使用安全套”。

　　记：还有哪些国外的防艾模式不适合我国国情？

　　李：国际组织无视中国国情地讲“发挥NGO作用”，“推进100%安全套、美沙酮替代和洁净针具等行为干预”，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收效甚微。因为行为干预的区域由政府划定，其工作对象不可能超出政府所能掌握的范围，深入到社会的底层和亚文化区域。这种悬浮空中、难以植入本土的“行为干预”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动员，而非需求者和公众的主动参与，不能大面积地覆盖绝大多数可能有高危行为的人。因此，一旦“项目”结束，一切就化为乌有。

　　西化的救助模式很难惠及基层感染者

　　记：影响中国艾滋病防治的问题关键是什么？

　　李：产业化、麦当劳化，是影响中国艾滋病防治的严重问题。在中国，它阻碍了公众(特别是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群)的积极参与，压抑了中国人在艾滋病防治中的创造性行动和地方性经验的形成。

　　记：如何理解产业化问题？

　　李：到2004年，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国外政府及其他机构在中国用于艾滋病防治相关领域的资金投入大约有30多亿元人民币，2004年以后，每年的相关投入应在10亿元人民币左右。如此大量的投入，基本浮在中、上层各政府机构，很少在基层社区落实，那些处于底层或边缘的弱势人群很难得到帮助。大量的人员出国学习、考察，举行研讨会，用英语做报告。但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大多在农村，他们不但不会英语，接受的中文教育也有限，他们至今生计艰难。

　　记：麦当劳化是否是指运作过程西化？

　　李：说艾滋病项目的麦当劳化，是说几乎是所有的艾滋病项目的程序和模式都是由外国人创立的，而在中国的国际组织派驻机构中负责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官员不懂中国话、不识汉字，无法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交流，甚至是连中国政府的各个组成部分和职能划分都搞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出来的防艾项目，自然离实际很远。

　　中国政府防治艾滋病的力度逐年加大

　　记：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态度从开始的一无所知到现在有了专门的艾滋病防治法规，其间不过短短20年。这跟中国政府为此作出的积极有效的努力有关。在近年来，有哪些“中国经验”值得借鉴？

　　李：近年来，中国政府对艾滋病防治的力度逐年加大。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病有过如此大量的资金投入。2005年，继胡锦涛总书记亲自去看望艾滋病人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的艾滋病高流行地——河南和艾滋病人及其家属一起度过春节。这表明，我们的政府是一个真正重视老百姓生命健康的政府。也是在这一年中，中国政府在艾滋病的政策和法律的推进、资金的投入、与国际机构的合作，及对感染者及病人的救治方面，力度都是空前的。

　　中国对艾滋病防治投入的宣传力度也是空前的，这件事动用了广播电视报纸等可以想得到的所有宣传手段，甚至从地铁广告也可以看出来这种全民宣传的态势。

　　中国政府颁布了“四免一关怀”的政策，让艾滋病感染者的救治由国家负责，这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实实在在的。此外，中国还从原则上确定了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不歧视政策”。中国早在1988年发布的《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中即明确规定：“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人、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属”。这个真正意义上从始至终一以贯之的原则，从未改变，它从根本状态上改善了艾滋病感染者的生存状态。

　　还有，政府提出并认可了这样一件事：公众可以参与到艾滋病防治体系中来，由政府向民间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现在，卫生部等部门已经开始着手支持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群的小额投入项目。

　　防止艾滋病蔓延必须加大基层投入

　　记：外国的专家说，艾滋病的最主要的传播渠道是性传播。在我国，是这样的吗？

　　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卫生部的估计数中，世界上因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占感染者总数的80%。尽管从艾滋病一传入中国，外国人和中国的防疫部门就提出警告：性传播将是艾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但20年过去了，至今官方公布的艾滋病报告数中性传播只占9%，加上“途径不详者”也仅占32.4%。实际上，目前通过医源性、血源性的途径感染艾滋病占很大比重。

　　记：那政府在遏制艾滋病蔓延中应如何发挥其积极作用呢？

　　李：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只管吃药，不管吃饭”，是解决不好问题的，必须改变艾滋病防治中的“末端治理”。政府有责任设置普遍覆盖全体国民的、城乡一体的、最低限度的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协调政府和民间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关系，以国家财政支持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记：我们应该在防治艾滋病方面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来。在你的多年研究中，是否已经找到了这条路？

　　李：20年来，中国在艾滋病防治方面走过的道路，是非常值得总结的。当我们不断地借鉴国外的做法，同时又立足本土，不断地校正我们的认知、解释，检讨我们可能出现的过错，力图寻求适应中国的艾滋病防治策略时，也就积累下了自己的艾滋病防治经验。

　　除了改革中国的公共卫生体制以外，在现行法律制度的框架之下设立开放式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联席会议制度，通过组织培训和自我培训，使中国的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能够逐渐建立起良好的治理结构，降低中国的民间组织对国外基金会的依赖程度。改变已往国际合作项目和中国政府项目的运作方式，做到资金至少40%下沉到基层社区。

　　支持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群的项目一般可为小额投入(100~1500美元)，考虑到中国一些艾滋病流行相对严重的地区农民受教育年限有限，应简化项目申请。资金投入的目的要在使基层的公众真正自己行动起来，没有项目相对人的主动参与，仅靠外部力量是解决不好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