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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钓到扶贫的奇女子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17日14:53 《市民》杂志

  《市民》记者 黎光寿 发自北京

  一个遥远的山村里,穿着节庆绣花衣服、戴着银头饰和颈饰的少女面带笑容,婆娑起舞。这些平时要砍柴、喂猪和做家务的贫困少女用欢快的舞蹈,表达对自己终于有机会上学的喜悦。

  这是2003年3月14日在纽约大学 Cantor 影片中心举行首映的电影《雀鸟村》中的场景。这部关于中国农村女童教育的记录片,曾于2003年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放,后来一度获得意大利一个电影节颁发的“优秀奖”。

  而在现实中,一个由海外华人组成的民间组织——滋根基金会——在中国从事农村女童教育项目及其他向贫困地区提供援助的工作,已有18年之久。

  伴随着这部电影,滋根基金会及其发起人杨贵平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通过“乒乓外交”了解大陆

  创办滋根基金会之前,杨贵平的人生经历颇为特殊。

  杨贵平生于贵阳。1949年,她随父母去了台湾。父亲原是贵阳十四中校长,到台湾后创办了台湾文化大学,是台湾最早的十所综合性大学之一。

  1950年代,台湾封锁大陆所有消息,不管是广播还是报纸。“当时我们听到大陆和共产党,就觉得恐怖,当时听到的人民公社都是用铁篱笆把人围起来,干活的时候全都用铁链把锁骨连起来;我们对大陆的印象就是活埋、锁骨、灌水银、剥皮等。”

  在杨贵平的记忆中,当时国民党政工人员宣传大陆有一种叫“望中央”的刑罚,“把犯错误的人拉到旗杆顶上,向着北京的方向看,恐怖极啦”。而且,台湾没有8路公交车。

  在台湾中小学教科书里,中国的历史只讲到辛亥革命。1936年以后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完全是一片空白。当时谁一提起中国,大家第一个印象就是中国在历史上始终被人家欺负,没有一点值得自豪的东西。

  “当时中国在我头脑中的印象,就只有诗词,只有《赤壁赋》,但这是唐宋以前的事情了。五四运动以后,大陆所有的思想运动、1936年以后中国的冲突和争论,历史书上也是一片空白,甚至鲁迅、郁达夫的书同样在被禁止之列,我们都一无所知,到了美国才看到。”

  当时许多台湾的大学生怕惹麻烦,在学校很少谈政治和社会,只谈恋爱。杨贵平从台湾大学毕业后,和许多同学一样,一心想留学,离开台湾,找一个好老公,有一个好房子,有一个博士文凭,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她和一个美籍华人企业家结婚,到了美国,继续就读于南加州大学。

  乒乓外交后,特别是尼克松访华后,美国对中国的宣传发生了很大改变。许多学者在美国媒体上撰写正面介绍中国的文章,一些地方开始放映中国的电影。

  当时,一名参加“乒乓外交”的学生回到南加州大学校园,许多同学问他是否愿意再到中国。他回答:“如果中国对我像对待乒乓球运动员一样,我就愿去。”

  有学生问他:“中国有没有自由?”

  “有!”一个印度学生抢过话头,说:“自由就是能否控制生产工具;而在中国,以前土地是地主的,革命以后,土地是农民的,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居然还可以这样定义自由!”杨贵平第一次听到了这样的言论,感到十分新鲜。杨贵平最初对自由的定义,就是自由说话,自由上街,自由生活等等,从未涉及这一层面。这次事件以后,她开始对中国大陆产生了一丝好感。

  第一次保钓运动

  美国校园的“中国热”兴起后,台湾留学生开始积极了解中国。经人提议,他们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学习中国历史,了解中国社会。

  许多学生发现,台湾和大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价值观都是相反的,例如台湾认为太平天国、义和拳是无知的暴民,大陆则认为他们是英雄人物;台湾看不起工人农民,在大陆,他们是当家作主的主人……

  大家通过研究还发现,大陆在过去的20多年,普及医疗卫生和扫除文盲,农村文盲率从1949年的90%降到1970年代的30%,人均寿命从40多岁延长到60多岁,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做得最成功的典范。

  她和许多同学感到,中国能够不靠外国的援助站起来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让工人农民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则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创举。她开始喜欢上大陆,并主动了解大陆社会。

  第二次读书会中,一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台湾留学生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美国政府向日本归还钓鱼台(钓鱼岛)……”大家一致认为,向国际社会声明钓鱼岛的中国主权是国民责任,有人提议到街上游行请愿。

  大家走上洛杉矶大街游行请愿。驻洛杉矶“总领事”出来对学生说:“学生就应好好念书,钓鱼台是政府的事情,政府会处理。”政府态度让许多学生感到失望,他们觉得台湾当局很无能,对争取自己的领土主权都不关心,学生关心了还要压制。

  学生们提出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强权”指日本;而“国贼”是谁?当时有人认为是蒋介石,但遭到另一部分人反对。

  一次游行中,杨贵平认识了另一个团体的学生领袖、现在的丈夫董叙霖。当时,董在加州伯克莱大学和一群台湾留学生出版了一份保钓刊物《战报》,公开反对国民党。他在维斯康星州麦迪逊演讲,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代表中国。

  表决活动口号时,赞同董叙霖观点的人居多,一举手,就通过了“蒋介石是国贼”的提案。董叙霖还在加州旧金山市组织华侨上街游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台湾当局很快吊销了他的护照,为此他20年不能回台湾和亲人团聚。

  保钓运动改变了杨贵平。她开始关心社会,追求建立平等的社会。她和丈夫的想法越来越远,最后于1970年离婚。

  从3000元开始

  离婚后的杨贵平和董叙霖结合了。婚后,他们到了加利弗尼亚的勃克莱,口袋里只剩下2美元。

  为了生存,他们在勃克莱大学门口摆摊卖叉烧包和炒面、炒饭,一天赚5美元,勉强维持生活。晚上,他们把摊子一收,就去参加保钓活动,谈论反对帝国主义、创建新社会。

  1972年,保钓第三团回国考察,他们回到了阔别23年的故乡。在首都机场,她看到一幅大标语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在上海,她看到宾馆里的电梯、被单等各种设备都是中国做的,街上的车也是中国制造的。“母亲说过,她在大陆的时候,火柴、灯泡都是外国人做的。”她觉得大陆20多年的时间能有这样的成就,很不简单。

  他们去了一些农村公社,觉得农民虽然经济上贫穷,但生活有秩序,活得有尊严,不像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下车都是要饭的。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从心底生出——她觉得中国变成了新社会,虽然穷,但有希望,值得尊敬。

  在人民大会堂,他们见到了周恩来总理。从交谈中,他们感觉周总理对台湾非常关心和了解,特别关心台湾的劳动人民。

  回美国后,1974年,董叙霖进入联合国工作。杨贵平197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教育发展专业取得硕士学位以及博士候选人的资格后,到美国东海岸最大的双语学校——纽约市立高中工作。他们都正面地、积极地宣传大陆。

  1976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到美国参观访问的中国官员要去唐人街看中国的工人,这以后就只去看老板了。” 以前大陆官员说的都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后来都说美国是最值得学习的先进国家,相反都骂中国穷、落后。

  杨贵平觉得,毛泽东时代所推行的政策和追求的目标变了。她很困惑,找不到方向,渐渐回到了对政治和社会漠不关心的状态。但想为中国做一点具体事的想法并未熄灭。

  董叙霖在联合国参加一个由联合国工作人员组成的百分之一基金会,每月捐出工资的1%,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小型发展项目。他建议参考百分之一基金会的模式,成立一个基金会,在美国筹款,支持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

  他们认为,该基金会应支持贫困人群最基本的需要:卫生保健、教育和营养等。因此,该基金会取名为“滋根”。

  制定基金会章程时,董叙霖提出要依照联合国1970年代提出的口号“促进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提供人民与人民的援助”,以探讨另一种发展道路,区别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

  从1986年开始,夫妇俩就开始谋划创办滋根基金会。他们找了14个1970年保钓的朋友,每人出250美元,一共筹集了3000美元。一次晚餐会后,滋根基金会宣告成立。

  1988年,滋根基金会申请了免税资格,捐款者遍布美国。现在,滋根的筹款数额达到了每年40万美元,开始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

  支持女童上学

  滋根基金会成立后,明确了两个发展方向:一、提供民间的援助,促进小项目的建设,促进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二、促进对贫困农村发展的关心和认识。但怎么做项目,滋根人束手无策,他们对农村、贫困没有一点概念。

  1988年,在中国教育部工作的表哥藤腾到杨贵平纽约的家中作客。杨贵平说到自己的苦恼,和藤腾同来的清华大学教授毛健雄就说:“你找贫困的地方?我弟弟在贵州,那是中国最穷的省份。”在毛健雄的弟弟、贵州工学院毛健全教授的推荐下,滋根开始在贵州的遵义、贵阳等地支持乡村图书馆。

  一个叫任玉英的妇女让滋根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支持女童上学。

  任玉英是贵州省雷山县的一名小学代课老师。1989年,杨贵平在贵州考察,任玉英问杨:“你们为什么不支持女童上学呢?”“计划经济的时候,男女上学的人数各占一半,现在实行收费教育,许多女童没有机会上学。”

  杨贵平跟任玉英去了方祥乡的乌东、格头等好几个村子,看到很多女孩没有上学。整个方祥乡,只有27%的女童上学。青壮年妇女中,95%是文盲。

  座谈时,学校老师以及教育部门官员说女童不上学的原因是“家长重男轻女、愚昧、落后。”但杨贵平认为,女童不上学的原因,一是没有免费教育,二是学校距离村寨太远。要解决女童入学的问题,必须免费教育,并且实行就近上学。

  做到免费教育,必须有专项资金,对滋根来说,就从资助女童入学做起;要就近上学,就要在学生集中的地方有完备的学校。杨贵平和县教育局协商:“滋根资助一些学校,做到免费教育;教育局将一些学校升为完小,实现就近上学。”

  从1990年开始,滋根支持方祥乡14个村子所有适龄女童和孤儿的书费和杂费,使他们免费入学。

  资助的女童数量超过了500人以后,滋根会员觉得有必要去看一看这些受资助的孩子,并和孩子们进行平等的、面对面的交流。

  1990年5月,杨贵平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张晓、李小平、杨小定等人一起去方祥,针对女童入学做全面的调查。方祥考察之路极为艰辛。滋根会员先从纽约乘飞机17个小时到达香港,从香港转飞机4个小时到贵阳,再乘坐大客车经过5个小时到黔东南州首府凯里,再乘车经过一个半小时到雷山,再乘坐农用车到去往方祥的35公里处,下车步行6个小时后才到方祥,当时已是深夜12点。

  18年以来,滋根一共支持了将近7万人次的女童和孤儿上学。由于滋根的支持,孩子上学以及男女生比例基本平衡这些目标基本达到了。

  滋根资助的项目从支持女童入学开始,逐渐扩大到支持乡村图书馆、乡村医疗、妇女活动、小技术、沼气、小水电等。后来这些贫困地区的学校、政府缺少什么东西,都向滋根打报告,似乎滋根成了边远贫困山区正规的财政支柱。

  最远的地方给滋根

  1992年,中国台湾滋根成立;1993年,中国香港滋根成立;1996年,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在国家民政部注册。中国滋根主要做项目,美国滋根、中国台湾滋根、中国香港滋根主要负责筹款。

  “滋根的项目点在什么地方?”滋根北方项目联络员童小溪曾经这样描述:“你坐完了火车,下了汽车,步行到路的尽头,如果有一个小小的寨子,就是我们的项目点。”

  一次,童小溪去山西,乡政府说给他安排的考察地点是乡中心学校,他摇头。乡政府的官员用车送他到公路尽头,指了一所学校,他问:“是不是所有的村都通公路了?”官员说不是。他说:“我们就去最远的村子吧,哪个地方实在没有路了,项目就定在什么地方。”他们走了整整6个小时,才将项目点确定下来。

  为什么将项目点选择到最边远的地方?一次去方祥乡,杨贵平从陪同的官员口中知道,工作人员下乡很少到方祥。“最边远贫困的地方,许多援助是不到的,这里的人民最需要帮助也最容易被遗忘,别人可以不去,但滋根一定要去。”

  去方祥对滋根会员来说是个大考验,从县城坐车出发到35公里处后开始步行,需要翻3座山,过3次河,每次步行都要6个小时以上。在方祥通中巴车之前,杨贵平以及滋根会员在这条小道走了11年。

  选择项目的标准,除了务必是特别边远的农村,还要有利于两头参与、易于模仿和推广。这些项目实施的结果,让滋根和基层结成了紧密的伙伴关系,谁也离不开谁。最开始他们计划去6年,后来延长到12年,现在已经在这些地方呆了18年。

  2006年3月末,滋根在贵州雷山县组织了一次新农村建设交流会。杨贵平说:“如果想要达到人人坐飞机的水平,那肯定是乌托邦,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目标,我们追求的就是乡村里有干净的饮水和公路,有丰富多彩的文化,人民的健康和教育能够得到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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