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BS老将怒挑政坛新贵

　　《市民》特约记者 陈加伟(福州)

　　TVBS：干掉阿扁的重臣与爱婿

　　在给“第一家庭”揭弊过程中，TVBS(“台湾无线卫星电视台”)无疑可以记头功。

　　今年6月14日，一向还算温和的台湾民进党籍民意代表赖清德重话谩骂TVBS主持人李涛、李艳秋夫妇是“媒体败类”，还要求台执政当局关闭TVBS。虽然后来民进党文宣部主任出面澄清，说那是赖的个人意见，但由此可见民进党内的窘境和震怒。

　　对主持人李涛来说，受当局威胁利诱已是家常便饭。去年7月19日，台湾民进党罕见地在中常会中，对单一媒体TVBS点名批判。针对的事则是TVBS从7月8日起，连续9天对当局阻止农产品销往大陆的政策提出批评。台湾《新新闻》杂志评论说：“执政党对TVBS谈话节目反应的速度和动作之大，会让连战和在野党也欣羡不已。”

　　当时正是微妙时期，因为适逢电视台六年一次“换牌照”的节骨眼。针对《2100全民开讲》切中要害的议题，有人提醒李涛“换照时间快到了喔！”但李涛不为所动，继续大抛重磅议题。从去年8月底开始，《2100全民开讲》狂攻高雄捷运弊案，一天一爆料，使案情持续升温。以致原高雄市长、时任“行政院长”的谢长廷也不得不主动上节目说明他在高雄市长任内处理捷运的情形。

　　随着去年12月3日台湾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三合一选举的临近，10月26日，TVBS《2100全民开讲》公布照片，显示高捷副董事长陈敏贤、台湾“总统府”前副秘书长陈哲男同游韩国济州岛赌场的情形，使民进党当局政商勾结的黑幕无所遁形，因此招来政治狙杀。

　　2005年10月28日，民进党民意代表蔡启芳、徐国勇痛批TVBS电视台是百分之百的“中资公司”，企图“颠覆政府”。台湾“新闻局长”姚文智随即呼应，称TVBS股权结构违反台“卫星广播电视法”，先“开罚20万”，如果证实不法，可处以撤照处分。

　　2005年10月28日下午，TVBS发表声明澄清，称公司资本结构完全符合相关法规。亲民党则放言，若台“新闻局”撤销TVBS执照，将发动百万人到“总统府”“撤销陈水扁执照”。迫使陈水扁紧急出面喊停。

　　2005年12月3日，台湾“三合一”选举揭晓，民进党惨败。台湾政治气氛和情势开始改变，堆积如山的弊案快速引爆。今年3月以来，当局贪腐弊案被一件件揭开，先是涉嫌高捷弊案的陈哲男终因“司法黄牛案”被收押，接着“台开案”惊爆，“驸马”赵建铭被送进大牢，陈水扁执政6年来有意纵容“一妻(吴淑珍)、二秘(陈哲男、马永成)、三师(医师黄芳彦、会计师张兆顺、律师林志豪)、四亲家(赵建铭、赵玉柱等)、五总管(罗太太、余连发等人)”卖官鬻爵的勾当被一一揭开。连串弊案震憾岛内外，七成民众要阿扁立即下台，引发了在野党“罢扁”风潮。

　　2006年6月27日，由于绿营民意代表刻意缺席，无法表决通过“罢扁案”。这个并未出大家意料。表面上看陈水扁获得了喘息机会，但陈水扁还是躲不了民怨。而《2100全民开讲》历经300多天的追踪报道，终于将陈水扁重臣陈哲男、爱婿赵建铭送进大牢，则充分显示出媒体严打贪腐、监督当局的威力。

　　媒体要吐出“正义之气”

　　作为谈话节目主持人，李涛一直颇受争议。

　　李毕业于台湾文化大学新闻系，曾任台湾华视新闻部记者、华视“新闻广场”主持人。1995年进入TVBS，接下总经理及新闻总监工作，并主持《2100全民开讲》。

　　最初，李涛主持节目注重的是“表面中立”，或者说“形式中立”。节目中，李涛将台湾各党派、不同立场的人拉到演播室，就一个议题各自表述。在当初确实既触碰了敏感话题，又满足了不同政治倾向观众的需求。这一安排下，执政党失去神秘感，还不断受到其他政党人士诘问，明显处于不利地位。《2100全民开讲》对促进台湾政党轮替，可谓卓具贡献。

　　但这种齐头式的平等，逐渐变成各说各话，往往流于口水，于事无补。特别是当大家熟悉谈话嘉宾背景后，不待其开口便可预知会说什么，更觉无趣。对此，《新新闻》杂志人周天瑞有过批评，他说“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把李涛当成半调子的主持人及不怎么道地的新闻人。作为广电节目主持人，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说话’，也就是广电界俗称的口条。李涛口条极差，往往说上一大串，都构不成几个完整的句子。”

　　李涛后来辩解自己一度被“假议题”害了：为兼顾党派平衡，他往往心烦意乱，逻辑不清，因此他要挣脱“假均衡”的束缚。

　　从去年5月份开始，李涛的《2100全民开讲》节目脱胎换骨，不再搞“假平衡、真胡闹”，从针对台湾各级政府挥霍公帑开始，走上揭发弊情之路。《2100全民开讲》成了“2100全民追追追”！周天瑞称赞李涛“口条变顺了，正义之气出来了，新闻人的味道也有了，收视率当然飙高。”

　　当然，也有人质疑：李涛的议题已经明显向特定阵营、在野政党倾斜，完全没有色彩模糊地带。对此，李涛指出：“媒体不当永远的在野者，还需要媒体干嘛？”

　　民生议题拓开电视新空间

　　李涛《2100全民开讲》谈话模式的转变是受收视率鼓舞。高收视率也意味着台湾民众对节目转型的肯定。

　　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后，蓝绿对立气氛笼罩一时。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前，谈话性节目更成了蓝绿滩头战场，大家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泛蓝方面，陈文茜在主持《文茜小妹大》的同时，跻身连宋选举阵营文宣指导者的地位；泛绿方面，汪笨湖异军突起的《台湾心声》更是一嘴吃下南台湾。这时所有台湾新闻谈话性节目，都是在比辣、比毒舌。而公民论坛的意义、是非对错的分辨，已被斗鸡式的舞台即兴剧取代了。

　　在蓝绿夹杀中，批判声浪也在社会兴起。出于对台湾社会充满对立的无奈，一些电视媒体干脆把新闻谈话性节目综艺化，中天电视台推出《2100全民乱讲》和《全民大闷锅》节目，用政治模仿秀的方式对政治人物尽情开涮，间接表达了台湾民众心中对丑陋政治的无言抗议。

　　与此同时，随着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后激情的迅速褪色，台湾许多新闻谈话性节目无疾而终，一些顽强生存的谈话性节目能有0.3%的收视率就算不错了。2004年底，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选举投票前一周，李涛《2100全民开讲》中提出“中道在哪里？”的议题，意外获得强烈回响。李涛由此决心摆脱“对立的魔咒”，要以民生议题来打开谈话节目的新空间。

　　2005年春节过后，TVBS在台湾首开先例，在电视台组织架构中增设了“评论员”角色。李涛扬弃过去节目中各党政客排排坐的模式，而是由专业评论者来主讲。目前TVBS已有多位出身平面媒体的资深媒体人：胡忠信、范立达、张启楷、董智森以及张友骅、陈凤馨，而经济学者出身的民意代表邱毅的加入，则使《2100全民开讲》在谈论民生话题特别是在揭弊战中如虎添翼。通过泰国外劳暴动事件揭开高雄捷运建设弊案的，便是李涛、邱毅等TVBS评论员团队。此后邱毅“每日一爆”、“每周一人物”，更是搅动台湾政坛，揪出了一个个不法权贵。

　　民意代表加盟媒体战线

　　被称为“爆料天王”的邱毅是高雄市选出的民意代表，他毕业于台大，是台湾大学经济学博士。步入政坛后，邱毅曾任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亲民党宋楚瑜、张昭雄竞选总部的发言人，以及2004年连战、宋楚瑜竞选总部副主任委员。

　　“3·19枪击事件”，两颗“神奇子弹”让连宋落选，引起泛蓝群众的激愤。为抗议选举不公，2004年3月27日，邱毅率众冲撞高雄地方法院而惹上官司，一审被判有罪。邱毅大为不满，他决心讨回公道，于是决意借助TVBS等媒体平台，与陈水扁执政当局杠上。

　　由于没有公权力、侦察权和调查权，媒体揭弊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所幸的是，尽管内耗不断，但经过千回百转，台湾逐步进入了公民社会，一个在剧烈竞争中揭开事实真相的媒体生态渐趋成熟。同时长期被行政权力阉割的司法系统，也开始“雄”起来，普通老百姓是非对错的态度也逐渐明确起来了。

　　邱毅把这一切归结为“命好”，他说每次紧要关头，都会有“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常会有一些意外证人突然从黑暗中浮起”。把陈水扁女婿赵建铭送进大牢的“台开案”的揭发过程就颇为传奇。

　　5月11日引爆的“台开案”，实际上是一天前才得到的讯息。邱毅说，当时有位南台湾的商界大佬坚持要找他，虽然距离邱毅登机只有3分钟，那位大佬还是柱拐杖赶到机场，交给他一本名册，并表示“铁定有赵建铭的妈妈。”邱毅一下飞机就证实了简水绵就是赵母，所买股票也正好跟老先生所说数字吻合。邱毅循这个线索，揭开台开公司股票内线交易黑幕。

　　邱毅曾说，揭弊要有两个条件，而他两者都具备。第一要身家清白，不能有任何把柄落入敌方手里；第二就是“不妥协”，不怕威逼利诱。

　　由于揭弊手段有限，为防止被揭露方的抵赖乃至反扑，邱毅发明了“挤牙膏”式的“引蛇出洞”揭弊法。在揭“台开弊案”过程中，邱毅先揭露赵母低价买进台开股票，赵建铭先推说母亲投资；邱毅再拿出证据，披露赵建铭与台开高层吃饭，赵建铭只能再澄清，说只是朋友吃饭；紧接着邱毅再爆料，其实赵母买股票时间就在饭局次日。明眼人都会发现台开内线交易案隐然成形，真相被层层揭开。

　　随着一桩桩弊案浮出水面，邱毅名气也水涨船高。民众称他“揭弊英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也公开称赞邱毅是“揭弊祖师爷”。邱毅揭弊揭出了威望，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他打什么，检调办什么的气候。这也形成了良性循环，提供线索的民众发现给邱毅的资讯很有成效，使邱不断获得来自四面八方的线索。

　　揭弊——从媒体运动到全民运动

　　如今，追查政治弊案已成为台湾的全民运动。从电视访谈、叩应(Call-in)到主流的报章，都在24小时跟踪，不同政治立场的媒体都要面对老百姓超越蓝绿、只问黑白的诉求。“政治正确”不能再成为政治腐败的遮羞布。可以说，揭弊已不仅是媒体运动，更是一场全民运动。

　　在连任后，陈水扁的政治清廉度确实令人失望：他以民营化为名，将公有金融机构廉价转让给财团；扩大财政赤字，将重大公共工程承包给绿色背景的公司；以BOT为名，让绿色同路人分享公家资源。由于民进党没什么党产，台湾选举又需要花费大量金钱，为了筹集竞选经费，民进党还经常把官位当酬庸来换取商人捐款，甚至把公共财产当作政党资金运用。于是，一个集贪腐、违法、滥权、贫富日益不均、公共财产加速崩坏的恶劣局面即告出现。

　　陈水扁执政当局的解决方法是“政治挂帅”。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国家”政策意识形态化，也在贪渎问题上意识形态化。他们以为抓住“台独”、“本土化”、“主权在民”等所谓政治正确的议题就可以化解一切批评和抗议风浪。民进党新潮流系前总召集人段宜康坦言，民进党基层普遍认为政权得来不易，因此公职人员须巩固政权，不容任何批评。在缺乏有效监督和一切问题都意识形态化的情况下，陈水扁当局逐渐形成了“新黑金政权”，甚至在权钱交易中拿钱不办事，违反权力江湖规则，因而引发内爆，行贿者纷纷向媒体爆料，于是风暴一发不可收拾。那些充满权力傲慢的政坛新贵，终于被自己的愚昧所惩罚。

　　也许，陈水扁当局连串弊案会让一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做梦能力遭到剥夺；也让众多把青春理想寄托于台湾民主运动的人士感到失落，但所幸的是，在这场沸沸扬扬的弊案尘埃中，自由而敢言的媒体诞生了，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出现了，公民是非意识增强了。“普世价值的真假对错取代意识形态的虚情假意，常识的判断终于揭开权力的谎言。”这是台湾18年来“民主化”的结果，也是台湾社会未来的希望。

　　本文为《市民》杂志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相关专题：《市民》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