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老少齐上阵人人上山造梯田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20日13:40 温州都市报

　　上世纪轰轰烈烈的开山造田运动，曾经给温州的山区造出过层层的梯田，成为那个时代温州学大寨的一道风景线。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开山伐木开垦出来的梯田，许多已经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有的只能隐约看出梯田的痕迹。而这些梯田背后的故事，却依然清晰。近日，记者走访了当时学大寨的典型村居，为你讲述那轰轰烈烈的“造田”故事。

　　资料图片

　　全村上山造梯田

　　朱裕明匆匆地往家里赶，村支书叫人通知他，说有记者来采访。“来采访我？”71岁的朱裕明以为自己听错了。记者，他是知道的，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是“农业学大寨”的时候，有记者采访他，还为他拍了照。他是大队长，带领村民开荒造田，在村里的源垅山上开出了50多亩的土地，因而受到县里的表扬。

　　看着山坡上农田里摇曳的禾苗，朱裕明似乎又看到了那满山的人影，正在挥锄战斗……

　　朱裕明是永嘉上塘岭后村的第一任村支部书记，由于常年的劳累，背有些驼，但单瘦的他仍然闲不住，每天还是起早摸黑地忙着。

　　“这是市里来的记者拍的。”看到1970年的《浙南大众报》上复印的开荒图片，朱裕明还是一眼就认出来，虽然这张黑白图片是模糊的。他双手用力在衣服上搓了搓说。他的双手关节粗大凸出，这是常年握锄的特征。

　　“那个时候，大家见缝插针，哪里有空地就在哪里开垦。”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像那荒山上他开垦过的梯田，沟壑纵横。

　　1970年2月，温州地区“农业学大寨”运动到了一个新高潮，朱裕明带领全村70来人，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开山造田运动，“全村能干活的都要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垦，他们村开出了50多亩土地，其中有名的就是“湾儿田”、“龙眼田”，而面积最大的是村前源垅山上的梯田，有30多亩。“种的都是剑麻，最好的时候，一年有五六千元的收入。”这块山地成为当时村里集体收入的主要来源。

　　岭后村因开山造田积极，被树为县里“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一时间，来参观、学习的人一拨又一拨。

　　如今，这片山地已经承包出去种柑橘，而在山脚下的“湾儿田”里，茂密的荒草中，几十株柑橘树在午后的风里招展着，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如同这荒草下遮掩的土地，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下。

　　两万担泥挑上山

　　有朱裕明这样记忆的人，不在少数，而且有的还有更深刻的体会。平阳县梅源乡岭根村50岁以上的村民，大多对上山开荒造田、挑土上山造田记忆深刻，他们村曾是温州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好榜样，是出席省首届学大寨运动的“先进集体单位”，红极一时，以至于“学大寨赶岭根”成为温州学大寨的一个口号。

　　“一年有3万多人来参观，几乎每天都有好几批人来学习、取经。”现年58岁的杨礼旺一说起“农业学大寨”，就滔滔不绝。那时他是岭根大队第三生产队的队长。

　　一到村子里，他就带着记者去爬山，去看他们那个时候的“成绩”。那是村里大坑溪边上的一条3700多米长的水渠。

　　我们沿着溪边的小路而行，山冈上有一层层的梯田，已经不再种番薯，大多种上了杨梅，一阵山风吹过，草浪翻动起伏，依稀可见当年层层梯田的模样。“那个时候，周围山冈上都是整齐的梯田，看上去还是很壮观的。”杨礼旺用手挡住刺目的阳光说。在转了几个山冈后，只见水渠时而在小路的右面，时而又悬在小路左面的悬崖峭壁上，有时又隐藏在茂盛的灌木中，只闻“哗哗”的水流声……

　　“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上山造田。”杨礼旺指着周围的山冈说。

　　岭根村山上的土壤只有几厘米厚，因而开垦出来的土地水土流失严重。为了改善土壤，当时村民们从山下平原地带，一担担地挑肥沃的生泥上山。“我们为了修整一个70亩的茶园，就挑了2万多担生泥上山。”70多岁的村民杨义弟回忆，挑一担泥土，来回要走十几里山路。“我们壮劳力每天10个工分，年终结算的时候，一天就四五毛钱的收入”，而村民们开垦的田地归属集体。

　　1964年，村里在大坑山上开了一片70亩的梯田，由于脚不坚固，水土流失严重，一到台风季节，一场大水过后，梯田就被冲垮了。冬修水利时，村民们只好又上山修整冲毁的梯田。杨义弟回忆，要加固脚，就要踩泥做。“我们脱了胶鞋，赤脚踩，泥巴里有很多石子，几下就刮出了血。”杨义弟摸着自己的脚说，“踩好泥后，脚板上都是一道道的口子。当时脚被冻僵了，也就感觉不到疼。”杨义弟说现在脚一到冬天就会生冻疮，也开出一道道口子来。

　　全公社最早亮电灯

　　村子里有一个叫宫后岗的小山头。当我们穿行在满山摇曳的翠竹丛中时，很难让人相信，这里连路也找不到的地方曾经都是梯田。“这是我们当初开出来的梯田，用来种番薯的，承包到户后，就改种雷竹，生产竹笋。”杨礼旺现在是梅源乡林业站站长，他解释改种竹子主要是增加经济效益，“种番薯没有多少收入，这竹笋刚好是在春节时上市，能卖个好价钱。”

　　岭根村的出名，要归功于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杨义发。

　　杨义发原是县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他是我们村里的，县领导派他到村里当书记，我们村当时很穷，饭都吃不饱。”杨礼旺一边推开被台风吹倒的竹子，一边介绍。“他现在在山西太原，不然就可以让他自己来说。”

　　杨义发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领全村人，“打通二十九湾，凿开二十八岗”，修成了一条3700多米长的环山水渠。“我们村里缺水，粮食产量一直不高，一亩田一年才三四百斤稻谷。”这条水渠在当时被誉为新“愚公移山”的典范，至今仍然浇灌着村里280多亩水田。

　　在宫后岗的山顶上有一口已经干涸的山塘，也是杨义发带领全村90多户人用了一年多时间挖成的，现在里面杂草丛生。

　　“这山塘就是那时候修建的，主要用来发电。”顺着杨礼旺手指的方向，一条水渠通往山冈下的一所瓦房。那瓦房就是小水电站，这是当时让岭根村所有人很有面子的瓦房，“这水电站供应全村的用电，也因为它的建成，我们村成为全公社最早通电的大队。”那一年是1966年，能有电灯照明，这对于山区人们来说，确实是很幸福的事情。

　　因为这一项花了2年多时间开凿成的环山水渠和小水电站，让岭根村成为温州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典范，“当时有领导赞誉那条环山水渠是浙南的“红旗渠”呢。”杨礼旺说道。

　　“这些水田原来都是旱地，这水渠修了后才改水田的。”在另外一个山冈上，杨礼旺看着一亩亩插满禾苗的稻田说。在“农业学大寨”中，他们开山造地400多亩，并通过水渠引水，改旱地为水田140多亩。

　　留下的不只是记忆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段时间温州耕地面积据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增加，而是逐年减少。对此，市农业局的退休老同志翁广慈解释，主要是当时开荒的田，没有上报，“一报上去，就要上交粮食。”他说，除此以外，大家还把实际开垦面积说小，如5亩地说成1亩地。“那个时候开的山地是非常多的，就说番薯地，最多的时候，全市有80多万亩。”

　　开山造田到底给农村带来了什么变化？

　　“周边外乡的女孩，都愿意嫁到我们村。”杨礼旺笑着说。“我们村当时有气派的招待所，有一部电话，还有电。”岭根村成为“农业学大寨”远近闻名的“好榜样”。“那时候，我有一次去鳌江买东西，差了几毛钱，供销社的人一听我是岭根的，就说没关系，那几毛钱就免收了。那个时候，几毛钱可以买好几十个鸡蛋呢。”说起这些，杨礼旺就不住地咧嘴笑。

　　当时人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山造田，虽然粮食总产量是增加了，实际上经济效益不是很高。杨礼旺认为，“现在种经济林，劳动投入少，但经济效益比以前高多了。”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修建的许多基础水利设施（小水库、灌溉渠道等），在今天的农业生产中，虽然仍发挥着作用，但开山造田对山林的破坏也不能忽视。

　　据《温州市林业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温州历史上森林资源的破坏，主要是在1958年至1975年，在这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大办钢铁、全民烧炭”、“毁林开垦，向山要粮”的冲击，加上山林管理体制不稳，政策多变等原因，致使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平阳县志》记载，该县1957年的时候，全县有林地865833亩，森林覆盖率26.88%，到1976年，全县林地减少至683951亩，森林覆盖率24.2%。可见当时森林的破坏程度。自1990年温州市政府提出“一年准备，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温州”的目标后，大多数梯田退耕还林，现在温州森林覆盖率已达59.3%，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森林覆盖率仅为32.5%。

　　市林业局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认为，当时大量开垦山地，改旱地为水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粮食产量，但因山林植被的破坏，水土流失严重。

　　■本报记者王宏实习生金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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