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健鹏 浙江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公元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第一期常会按照《大总统选举法》选举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这次选举所耗费的时间出奇地长：从早晨8点开始，到晚上10点才结束——虽说这次选举进行得并不顺利，两次投票都没
有候选人获得法定的3/4多数；但议员们并非主动留下来加班加点，而实在是迫不得已。据学者顾敦鍒回忆：当天“有自号
公
民团者数万人，整齐严肃如军伍，包围众议院数十匝，迫即日选出所属望之总统。否则选举人不准出议院一步。选举人亦不
得不俯首听令，忍饿终日，以行选举。直至袁世凯当选之声传出，各公民始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旅而返”。这就是民初有名的
“公民团”事件。袁世凯不但从中获得了直接的政治利益，而且令许多人见识到了“公民团”的用处。
4年之后，袁世凯的门生段祺瑞也闹了一次轰动全国的“公民团事件”。自1916年起，时任总理的段祺瑞因主张
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时任总统的黎元洪发生冲突，史称“府院之争”。1917年，“府院之争”达到白热化，而国
会议员大多支持总统，于是发生了5月10日的段派“公民团”事件。与袁派“公民团”围堵议员不让吃饭相比，段派“公民
团”的手法就更加直接了：“是日，众议院开全院委员会，审查宣战案。门首忽有数千人聚集，请愿通过宣战案。各持‘陆海
军人请愿团’、‘五族公民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学界商界请愿团’、‘北京学界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
’各种旗帜，并以传单分给各议员。议员有不接传单，或接之稍迟者，均被群众凶殴……”当场被殴的有十余位议员。
那么这些“公民”都是哪里来的呢？就在段派“公民团”事件的第二天，北京《醒华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王合新的
“公民来信”，信中说：“鄙人来京谋事未遂。前日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加入公民请愿团，当时言定自12
点钟起，随大家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5角，散时立付……鄙人如时而往，站至八点半始去……当晚往寻谭先生领取公费大
洋4元2角5分，乃谭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谭先生避不见面，由一少年出见，大言恐吓，并云：此事闹糟，总理不肯认
帐，恐怕要办凶手，嘱令闭门不出，不许再提此事。鄙人忿极，为此特请登出，俾知谭之欺人手段。”
类似的“公民团”在民初国会史上出现过多次。在民权取代王权成为政治正当性基础的时候，权力体系也需要从自上
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按照议会民主的理念，议会(国会)的功能就是统合民意、伸展民权。然而民初的国会由于各种原因，
无法完全实现这一点，只能在形式上表达“民意”；而所谓的“公民团”也是一种表达“民意”的形式——但是这种形式恰恰
破坏了民权的实现：一方面，这种“公民团”本身不是真正的人民团体，而是直接受政治势力操控的，既没有独立性，也没有
代表性；另一方面，这种“公民团”采用暴力或变相暴力的手段，破坏了政治文明的游戏规则。所以，这种“公民团”并没有
政治正当性；它们积极也好，消极也好，都只是政治势力手中的棋子，与真正的民意无关。
在当代世界的政治实践中，议会民主的缺陷和不足逐渐暴露了出来，各种社会公共团体由于能在某些方面弥补这种缺
陷与不足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无论在什么国家，社会公共团体要发挥正面的作用，无不需满足以下条件：首先，能真正代表
某一部分公民的民意；其次，独立于各种政治势力；最后，还要遵守基本的游戏规则，尊重宪法和法律。而那种靠“每点钟给
大洋5角”凑起来的社会团体，对于政治文明终是有害无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