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驰名的宫保鸡，是黔味中很有名气的传统菜肴。宫保鸡的特色：干辣椒炒鸡丁，清末民初，就已在贵州广泛流传
。现在既是一道家常菜，就是在黔味筵宴上也是不可缺的一道菜；若无此菜会觉得美中不足。这道菜不仅好吃，它背后的故事
更能引起人们许多思考。这道菜由贵州平远(今织金)人丁宝桢而起。他1853年中进士，曾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等职。
1868年授太子少保衔。太子少保亦称“宫保”，人们尊称他为“丁宫保”。他宴请宾客时常有这道菜，于是人们赞赏、传
颂和仿制丁家的炒鸡丁，丁宝桢死后，人们为了寄托对他
的思念，丁家的炒鸡丁就被命名为“宫保鸡”。贵州、四川、山东人
民的这种纪念方法是十分独特的。这应与丁宝桢办洋务始终想着为民谋利有关。
鸦片战争，使中国历史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在“内忧外患”的
形势下，农民首先因受重压揭竿而起，以最激烈的暴力手段作出反应，幻想用“太平”的“天国”来取代腐朽的清王朝的话，
那么，作为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则是以“经世”的态度来思考中国问题，谋求“富国强兵”。在鸦片战争前，中国长期
“闭关自守”，对西方社会了解甚少，所以，当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之初，人们从血的教训中得到的直观感觉只能是“船
坚炮利”，这第一印象决定了这一时期改革的主题必须是“师夷长技”。“经世致用”的思想与“师夷长技”的主张结合，就
促成了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
丁宝桢“洋务”的特点，是他自始至终把办洋务与为民谋利结合起来，在“自强”的同时求“自富”，在“自富”的
基础上求“自强”，而不是把“自强”与“自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他在山东，高度重视了海疆的巩固，重视了枪械弹药的
制造，但更加关切的是对黄河的治理，十余年间，上书专言水利的达50多折，并身体力行，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治河的重任，
如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疏浚张秋至沈口一段河道“涸出民田二十余里”，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自请堵郓城侯
家林决口而使大堤“一律安澜”，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又筑“障东”长堤250余里，以此赢得了山东人民衷心的
拥护和爱戴，在他去世后恳请将其灵柩归葬山东。在四川，他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重修都江堰，川西平原受益匪浅
，四川人民感其功德，在二郎庙为他塑起雕像。从历史上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倡导洋务，固然功不可没，但他们
于洋务之外，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少好处，人民对他们并无深厚感情，很少关心他们所做的事，甚至对其“剿抚”十分反感。
而丁宝桢不同，他的政绩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颂。两相对照，或许可以找到一些“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丁宝桢为民谋利的许
多政绩被掩盖。在人们心目中，丁宝桢是个“前门接旨，后门杀人”的清官，以杀安德海而闻名天下，以致成为人们注目的焦
点。其实他更关心民疾，主张“急风气以奖掖”，广泛启用“通识之士”，以求将来国家有任事之人。认为“上谕为政，首在
得人”，并特别注意基层官吏的选拔，重用顺应历史潮流的革新人士。他所保举的张荫桓、薛福成、黎庶昌、徐建寅、曾昭吉
以及长庚、鲍超诸人，都是一代豪杰之士，为国家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在为民造福和重视人才两方面，比别的洋务派大员
高出一筹。
不知丁宝桢是否读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他在整顿和改革四川盐政问题上，采取的就是“市场经济加有限政
府”的富民之策。他上任四川总督以后，首先整顿和改革盐政。盐政关系国计民生，在四川，盐政更是一大经济命脉，财政收
入的大宗是盐税，每年可收税银百余万两。而在此之前，盐政衰败不堪，盐引积滞，积欠税银一百数十万两，致使四川财政处
于崩溃边缘，四川盐政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然而，盐政败坏的根本原因，一是官场积弊太深，二是走私活动猖獗，而且贪官
污吏往往与不法奸商和帮会相互勾结，形成“大股私枭”，或利用官船夹带私盐，或采取种种手段逃避课税，或公开组织武装
进行走私活动，若不从“修明政事”入手，改革将会完全落空。针对这种情况，丁宝桢首先悉心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将
“索取盐理解费及局员规礼”的四川盐茶道蔡逢年撤职查办，又将“需索商人银七百两”的重庆盐厘局委员邹宗灏严行追究，
扫除官场贪污、受贿、勒索、敲诈的积弊。与此同时，又大力开展缉私活动，重点打击走私团伙，用严刑峻法惩办“私枭”，
如川东的江大烟杆和罗贵兴、川南的谭二疯王等巨枭，从而为改革扫清道路。倘若没有这一番政治措施，不从“修明政事”入
手，经济的改革就难以实现。这正是丁宝桢高明之处，也是丁宝桢改革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当然，也只有像丁宝桢这样严威
有刚、敢作敢为的人才能办到。
丁宝桢在四川进行盐政改革，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表现出一种顺乎历史潮流的鼎新精神。改革的方针，是将沿袭已
久的“计口行引”的运销制度，改为“官运商销”。在此之前，“盐引”(购盐的凭证)是根据各府、厅、州、县的户口核定
的，盐商在当地官府领取盐引，直接到盐场购盐，然后自行运回本地销售，并缴销盐引。沿途所经地方，“厘卡林立，如布网
罗”，关税之重征，官吏之苛派，土豪劣绅的盘剥，致使盐本不断升高，造成了三种恶果：一是盐商无利可图而不愿领引销盐
；二是盐价高昂而人民食盐困难；三是因盐滞销和走私严重使财政收入锐减。丁宝桢采纳了唐炯的建议，实行“官运商销”，
在泸州设立总局统管盐产、盐运和盐销，于产地设立厂局，于销售口岸设立若干岸局，由官府将盐运往各岸，然后发给商人，
听其销售。改革之后，盐井的课税及各地征收的引税、羡余、截角、厘金等项，一律由官运局核入盐的成本，沿途所经地方不
得私自设局卡抽取盐税，地方官吏更不准妄加苛索。这样一来，盐商乐于经销，不仅将当年所发盐引用尽，而且将历年积压的
盐引带销，于是，行销的盐引数，由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的1352万引，上升到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的
2405万引。盐税收入与日俱增，由光绪四年的103万两，增至八年的131万两，四川财政收入明显增加。由于盐价
得到控制，保持平稳，人民食盐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特别是贵州人民受益。这一改革，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打破了固有的“
计口售盐”的配给模式，减少中间的纳税环节，取缔了各地关卡，放开市场，让商人自行经销，使盐进入商品市场，从而活跃
了经济。
丁宝桢把“自强”置于“自富”之中，关心人民的痛痒，努力纾解民困，兴修水利，改革盐政，使人民安居乐业，财
政收入增加，“功在于世，利在于民”，因而在人民中享有极高威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