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征信制度不立，遗产税将尴尬前行

　　□王琳

　　国家信息中心似乎执意要将争议不断的遗产税再次呈递到民众眼前，在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中，国家发改委麾下的这一智囊机构直言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办公室主任牛新文则表示，目前遗产税开征仍无时间表。

　　遗产税在香港所受的处遇显然与内地开征呼声的此起彼伏截然不同，六个月前，也就是2月11日，征收了近一个世纪的遗产税彻底与香港市民告别，去年就已通过的取消遗产税的法例在这天正式生效。

　　来自媒体及街头巷尾的附和或质疑之声也络绎不绝，根据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合作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52.8％的人认为压根儿就没有必要征收遗产税，在另外47.2％认为“有必要”的人当中，又有17.7％的人觉得“目前时机仍不成熟”。

　　显然，普通民众在遗产税问题上心态矛盾。有趣的是，开征还是不征的对垒双方都拿出了他山之鉴。开征派说，现代意义上的遗产税始征于1598年的荷兰，其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国相继开征。全球现有三分之二的国家都征收遗产税。为什么中国还不开征，所谓的“条件不成熟”，难道21世纪的中国在开征遗产税的“条件”上还不如400多年前的荷兰？

　　不征派则说，所谓“劫富济贫”的遗产税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其实已频遭冷遇，不但亚太地区的印度、马来西亚、新西兰及澳大利亚已先后取消了该税种，连欧洲的意大利、瑞典等国也加入了“取消”阵营。美国在布什总统上任后，明显加快了取消联邦遗产税的步伐———最新的时间表已指向2010年。正因为时代不同了，中国才可以从容地从各国对待遗产税的态度变化中及时总结经验，免走“先征后废”的弯路。

　　这些正说反说都有理的他山之石，让本已激烈的争议更显戏剧化。必须承认，一国的制度设计，首先应根植于国情民意，并应充分考虑到制度运行中可能影响的方方面面。对于基尼系数超过0.45的中国而言，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已经接近了国际警戒线，弥合因贫富分化而被割裂的社会阶层，需要一系列科学的制度支撑，遗产税自然格外被期待。然而，遗产税在现时中国的开征还能否“劫富济贫”，却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目前，我国的收入监控机制和个人信用体系远未建立。作征管人的国家无法监测到个人财产的真正数量，作为纳税人的个人基于经济人的理性，也多半没有主动向国家缴纳遗产税的道德情操。要开征遗产税，就必须先建立健全财产监控、遗产评估、个人申报等配套制度。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在二十余年的实践中步履艰难，存款的实名制仍有太多漏洞可钻，这已然让我们看到了“此路不通”的标识。当然，要健全这些配套制度并非不可能，在高投入低效率的征税现状面前，国家不倒贴资金投入遗产税的征收已属侥幸。如何还能期待遗产税“劫富济贫”呢？

　　事实上，此前已不止一次有消息传出遗产税即将开征。每次的“开征风”之后，都会有“财产转移风”紧随而至。据说深圳、北京、广州等地，都曾出现过“娃娃业主”的怪现象。不但父辈直接以儿孙名义购置房产，作为民营企业家的父辈也乐于将企业股份提前转让给子女。“趋利避害”是每个经济人都会自然作出的理性选择，相比起穷人和大多数的中产阶层来说，富人有足够的智力支持，来轻松地找到更多更有利于己的避税方法。遗产税到头来，不可避免又可能会落得个“个人所有税”一般的境况———本以平衡贫富为目的的税种结果却仍指向工薪阶层。

　　更无法控制的是，富人们凭借日趋完善的中介服务，完全能够将其资产轻松转移到港澳或无遗产税的国家，成立离岸信托基金来逃避遗产税也是方便之策。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中国已然成为WTO一分子的今天，大批的资产外流，又将直接影响到外来资金的投入和国家的投资影响力，这也是香港之所以要取消遗产税的重要原因之一。已融入世界市场的中国内地，想来在开征遗产税之前也不得不慎重考虑这个两难的困境。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