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商业贿赂：走出“信心不足”泥沼

　　“近94％的人认为在中国做生意，给回扣、好处费和请客送礼的现象普遍；六成公众对反商业贿赂的成效信心不足。”就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时，一项问卷调查引起人们的关注。这项问卷调查，是由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与中央党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编辑部进行的（见8月21日《中国青年报》），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六成公众信心不足”，值得警惕，但不足为怪。道理很简单，对任何一种新事物

的接受都会有一个过程。更何况，商业贿赂由来已久，并一度成为“潜规则”，如今提出治理，公众难免担心政策的稳定性，因而抱着观望和怀疑的态度。

　　这项调查，其实只是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任重道远的一个“注脚”，不是我们否定、放弃这项工作的理由。当务之急，是通过这项调查梳理一下思路，从公众信心不足的原因中，找到深入推进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着力点”。

　　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要弄清什么原因让六成公众信心不足。相关报道只介绍了调查显示出的一个原因，即对执法人员和司法机关的不信任。进一步分析一下，原因还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商业贿赂最严重的行业和领域常常属于政府干预较多、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商业贿赂造成的不公，使公众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廉洁产生了更多的疑虑。其二，商业贿赂成为某些人“普遍信仰和共同遵守的规范、惯例”，甚至衍生了畸形的“腐败民俗学”，使坚持廉洁者则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这对公众的信心是一个考验。其三，由于商业贿赂在目前的法律规定中不明确，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导致司法实践出现偏差，社会舆论导向不一，公众无所适从，信心动摇。其四，商业贿赂案件的查处主要依赖知情人的举报，知情人有无信心和积极举报至关重要。而目前，我国对于举报的保护和激励措施非常乏力，导致公众对举报缺乏信心。

　　找到了症结，也就不难开出处方。

　　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推进以政府诚信为核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提高政府机关的公信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这样的目标引导下，公众有理由相信，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绝不可能是“一阵风”。

　　其次，应对“腐败民俗学”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在干部和群众中培养起“知耻明德”的风气，形成“廉荣腐耻”的共识。要按照中央的部署，结合各地特点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这些工作坚持不懈，必收实效。

　　第三，完善立法，为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在立法层面上还有欠缺——例如，商业贿赂和正常经济往来的边界在哪里？并不明了。执法部门都在摸索，公众如何能信心百倍呢？令人欣慰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已经研究起草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并在近日进行了论证。随着有关司法解释的出台、立法的完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必将逐步深入。

　　第四，落实和完善保护举报人制度，建立对举报人的奖励机制。贵州省日前出台的《治理商业贿赂奖励举报有功人员办法（试行）》规定，对经查证属实的举报有功人员给予物质奖励，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泄露或公开举报人信息。类似的政策保障一旦落实，必将有效动员全社会力量，对商业贿赂形成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在治理过程中，要利用新闻宣传阵地，提高引导舆论的艺术，鼓舞公众对反商业贿赂的信心。

　　一句话，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任重道远，要提升公众的信心，就应当调动全员参与治理的积极性，让商业贿赂真正成为“过街老鼠”，人人都打。

　　（本报评论员 姜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