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外交战略：探索和矛盾

　　沈志华 李丹慧

　　●新中国成立、毛泽东的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也正是世界的时代转化的时期，即二战结束后世界向现代化阶段迈进的时期，整个世界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开始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体。人们现在把这个过程叫做全球化。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意识到这一点，就会让自己的国家较快地加入这个进程。我感到斯大林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早在二战期间，苏联领导人在研究战后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走向时，就强调要和英美合作。解散共产国际、战后处理很多问题包括中国问题、朝鲜问题、希腊共产党问题，都显示出斯大林认识到革命的时代要过去了，今后将是发展的时代。

　　但是冷战发生了。冷战的起因很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意识形态的对立造成了双方的不信任。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革命成功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没有和国际接轨，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客观原因就是冷战爆发和两大阵营的对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它只能选择向苏联“一边倒”，没有别的余地。

　　从主观上讲，毛泽东选择与美国的对抗，因为他认为中国要站在世界上要求革命的被压迫民族的一边，中国有责任来抵抗美帝国主义。他的胆略和智慧足够，影响力和魅力也足够，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变化，没有意识到现在已经不是革命的时代了。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时间内，他还是按照传统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来指导中国处理国际事务。

　　毛泽东是把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综合起来进行考虑的。我觉得，他有时候很矛盾。他一方面深切地知道中国的贫穷落后，想在自己有生之年把中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国际大国，而且目标就是赶超美国，从1952年、1953年起他就说要超过美国。但是另一方面，他对现代经济不很了解，起初打算用75年的时间超过美国，后来越来越狂热，又缩短为50年、甚至15年。

　　毛泽东既认为战争迟早会爆发，又认为单靠中国或苏联的力量是不够的，要发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来推翻帝国主义。所以一旦他觉得中国力量强大，就会改变对外政策，就会采取强硬的革命外交。中苏分裂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957年后双方政策出现了分歧。1956年～1957年一段时间内，双方路线还是一致的，都是要搞经济建设，苏联到1957年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农业接连大丰收，赫鲁晓夫认为这就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竞赛和平共处的成绩，因此他觉得要进一步改善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尽快提高苏联的经济水平。而中国一五计划完成、国家工业体系建立起来，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这么强大，中国也形势不错，既然革命的力量已经超过反革命力量，就不必再和平共处了。这就和苏共二十大后的路线发生了分歧。

　　所以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和苏联是向帝国主义投降，已经不能领导世界革命。在他的心目中，中国走在了世界革命的最前列，领导世界革命的任务必须由中国共产党和他本人来承担。我认为这就是中苏分裂的根本原因。但是后来毛泽东也看到，中国在短期内达到世界前列是不可能的，而且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跟着苏联走。60年代末在“文革”中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他是现实的，并非固执己见，所以70年代初他的思想有了一个大的转变，他意识到再像过去那样按传统理论安排国际事务是不行的。中国当时南北两面受敌，这种客观形势也促使他开始了战略大调整。

　　在传统的革命理念中，与帝国主义的美国建立关系是说不通的，但是这一步对中国发展而言却非常正确，只有与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才能融入国际社会，才能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方面扭转落后的局面，在大的战略上，毛泽东是走了第一步，然后才可能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但是毛泽东没有放弃他的革命理念。所以他提出了“第三世界”的观点。但这个观点与以往相比有了改变，它不再是革命和反革命那样的划分，而是弱小国家与霸权主义的区分，对美苏两霸，是把苏联视为主要敌人。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特别是1968年8月发生了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国和苏联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具体分析，毛泽东之所以决定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做出联美抗苏的抉择，大致上有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苏联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苏联军队进攻并占领中国部分地区的威胁，比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从海上攻击中国的威胁要大得多，也更为现实。至于美国升级越南战争对中国南部安全环境构成的威胁，已由中美两国达成一项默契而基本化解：只要美国地面作战部队不越过17度线，中国的地面作战部队也就不参战。另外，中国传统的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也为把苏联当作主要敌人的战略提供了支持。

　　其次是苏联对中国政权产生的威胁。尽管随着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分歧的加深，苏共的社会主义理论被指责为“修正主义”，中苏两国的同盟关系发生了动摇，但是长期以来具有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国际共运旗手形象的苏联，在政治、经济基础相同的中国仍然很容易找到感情市场。由此，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相比，“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尤其当他们在中共领导核心中卧有代理人时，这种政权替代威胁也就更为现实。因此，毛泽东对来自苏联这个相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威胁的忧虑，大大超过了对美国威胁的忧虑。

　　再次，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分歧，使中苏敌对关系比中美关系更难以修复。由于中苏两党的重新团结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谁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为统一的标准、以谁为领袖的大势，意识形态的分歧已与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地联系到了一起。当意识形态问题与政治问题挂钩时，两党分裂的命运也就难以扭转。伴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大论战而来的是国际共运的严重分裂和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几乎成为一个死结。他在发动“文革”时，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立为最危险的内部敌人，进而形成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阶级斗争理论。与此同时，在国际上也就把苏联当作了比美国更危险的主要敌人，提出了“反帝必反修”，实际是“反帝必先反修”的口号。

　　●毛泽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之时，正是冷战形成后国际政治力量不断重新组合、世界格局不断变幻的时候。时代的特征其实正在发生变化，即由过去的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但毛泽东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内心深处的传统意识，以及对外交上敌友转换的务实考量，构成了一组深刻的矛盾。这组矛盾在他观察世界和确立中国的对外战略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他。事实上，就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实质而言，其革命性仍然是最根本的。促进并领导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依旧是他的最终目标和理想。只是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开始强调既要有高度的原则性，也要有非常实际的精神，此种务实精神与革命理念相结合的基点就是，利用矛盾，着眼于人民。所谓搞世界革命，就是要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促进革命。

　　-中苏关系紧张加剧的国际因素不仅促使毛泽东及早采取措施，扭转了中国外交关系的不利局面，而且还促成了毛泽东晚年对外战略策略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走上了较为现实可行的道路。

　　考察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毛泽东对中国外交战略策略进行思考、不断探索调整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他曾经有过以下多种提法：

　　“两个中间地带” 1962年1月毛泽东对其在40年代提出的“中间地带”观点做了新的补充，指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将英法等殖民主义国家、拥有强大垄断资本的西德、日本与独立和半独立的非洲、拉美国家区分开来；1963年9月毛泽东又谈到，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1964年1月，毛泽东正式明确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指出：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此后不久，他又将后一部分中间地带的范围扩大到北美、大洋洲和日本，进一步明确了亚、非、拉美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日本是第二中间地带的概念。两个中间地带的划分，“第二中间地带”概念的提出，在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美国矛盾尖锐化的基点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共同利益的现实性，为突破冷战时期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结成最广泛统一战线抗衡美苏战略构想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间接同盟军” 1963年2月毛泽东提出，与美国矛盾日趋激化的法国、西德、英国、日本等国“是一种间接同盟军”。一年后，毛泽东又特别谈到，两个中间地带都反对美国控制，东欧各国则反对苏联控制；强调中国与第二中间地带国家有着根本的共同点，即反对各种形式的外来控制，不管资本主义大国还是社会主义大国，谁要控制、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世界上两个大国交朋友，一个美国、一个苏联，企图控制整个世界，我是不赞成的。进一步表露了中国可以联合第二中间地带这个间接同盟军，反对美苏两个大国控制的战略意图。

　　“中间集团” 1963年9月毛泽东提出：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应包括中间集团，即法国等六国集团和英国等七国集团，还有日本、加拿大。此概念是“第二中间地带”概念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两个第三世界”与“中间世界” 1963年10月毛泽东谈到西方报纸关于第三世界的两种说法，一种指亚非拉，一种指西欧共同市场；数月后，毛泽东将此说法概括为第一个第三世界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其后又提出“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这一提法虽然还是对“两个中间地带”概念的一种混用，但表明毛泽东已在开始考虑把“第三世界”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的对外战略策略之中了。

　　“中国是不发达国家”，属于第三世界 1964年1月毛泽东提出：要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第三世界还是两个中间地带的内涵，但其突破点在于将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极分离出来，归入了第三世界的范围。9月，毛泽东又将“第三世界”的定义与“第二中间地带”区分开来，单纯与“不发达国家”的概念相连，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一种是发达国家，一种是不发达国家，就是你们所说的第三世界，而中国是不发达的国家。这即已明确第三世界就是指不发达国家，并初步将中国划入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行列；1970年代初，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宾时说：我们愿跟你们非洲站在一个行列。就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嘛。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首次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苏联也是纸老虎” 1964年初毛泽东谈到，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大国，一切事都要照他们的办，要到他们那里朝圣。但是毛泽东认为，纸老虎并不仅只美国一只，“苏联也是纸老虎”，指出：我们不信他们那一套，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这时在毛泽东看来，美苏虽然仍处于两极对立的位置上，但就其与世界各国的控制和反控制的矛盾而言，它们实际已汇合为矛盾的同一面，成为一极。苏联已与美帝这只纸老虎为伍，中国和世界各国不必惧怕它们的威胁，应与其霸权主义政策进行抗争。

　　“中等国家” 1970年6月～7月间，毛泽东几次谈到第一、二、三世界，特别留意第一、二世界的提法及其含义，针对“超级大国”的提法，提出了“中等国家”的概念，说美苏那样的超级大国，我们攀不上。强调指出：世界上有那么一两个大国，不仅想吞并非洲，也想吞并中国。但是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这实际进一步突出了美苏两个大国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及联合各国反霸的战略意向。

　　“两个中间势力” 1970年10月，毛泽东又指出，“第一中间势力是第三世界”，要争取英、法、西德等“第二中间势力”，“这对我们有利”。这种提法已非“两个中间地带”之说的简单混用，其虽在概念的外延上有着部分重合之处，但在思想内核上则有所区别：原中间地带不包括中国，现中国加入了第三世界的行列；原形式上美国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仍处于世界的两极，现不仅实质而且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斗争的主力和斗争的对象都已进一步明确，这时提出两个中间势力问题，就具有了明显的策略意义。它表明第三世界可作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的依靠力量，第二中间势力则是需要争取并联合的力量，由此确定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同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的策略取向。

　　“一条线”、“一大片” 1970年代初，毛泽东为实现集中力量抵制苏联霸权主义的目标，以改善对美关系为突破口，加速了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调整的步伐。毛泽东认为，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由此，他在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又分别提出了“一条线”及“一大片”的思想，构想将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线，及这条线周围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三个世界” 这样至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卡翁达时，最终借用世界上早已有之的第一、二、三世界的术语，明确、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

　　1974年4月，经毛泽东审阅批准，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战略策略思想，在国际论坛上公开表明了毛泽东通过划分三个世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同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集约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广泛的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主旨，以及“不称霸”的主张。这就将苏联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起来。

　　毛泽东上述提法的变化，尽管有一些概念的重合混用，但其外交思路发展的脉络却是清晰可见的。这个思考过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建立反帝反修以及反对霸权主义、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的大思路。这种探索、调整中国对外战略策略的历史过程，虽然是以世界格局由两极体系向多级、多元体系转化为前提条件的，但其始动力却是中苏分裂及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策略思想确定的过程，反映着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中苏关系的走向，反映着毛泽东的外交大思路由探索到酝酿成熟的发展轨迹：由反帝反修、以美帝为世界头号敌人，到反修统一战线的份量不断加码，再至“头号敌人”角色的变换，以苏联霸权主义为首要的斗争对象。从反帝反修、两线作战转化为集中世界一切政治力量，一个拳头出击，抗衡苏联，“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局面由此出现了重大的转机。

　　然而，也正是由于毛泽东把处理对外关系和制定对外政策的着眼点过分集中于中苏两国的关系，因此“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当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表现在外交思维的矛盾性(理论出发点在于摆脱意识形态观念的束缚，而其落脚点却又陷入了极其厚重的意识形态窠臼)、外交行为的矛盾性(一方面在对外交往中突破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放弃“以美划线”的标准，把对外方针建立在世界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却又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以苏划线”的羁绊)、划分标准模糊且缺乏科学性(既非完全以发达或不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国家的归属，也非完全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线)，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文革”后期的中国外交处于一种僵化的而非灵活的、单一的而非多样的状态。

　　当然，总体上讲，毛泽东根据苏美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变化而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并做出了新的国际战略抉择和策略选择，还是颇具远见的，是有突破性的。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于国内动乱的局势下，及早着手纠正了外交工作中的偏差，恢复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正常进程，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出发，在抵御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基础上，适时地实现了中国对外战略策略的重大转变，中国由此彻底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处境，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并作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支主要力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