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张闻天创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萧扬

　　50年前的1956年，张闻天一手创建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宣告成立。它是启动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第一所研 究机构，是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张闻天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学科奠定的第一块基石。

　　上世纪50年代中叶，世界形势已经完成二战后的历史性转折。中国国内已经实现政治稳定和完成经济恢复，外部遇 到世界和平前景明朗和周边安全形势好转的国际环境，正是参加国际化，大力发展自己的好机会。

　　但是中国外交当时贯彻执行“一边倒”政策，建国后在一个很长时期，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处 于几乎无人问津的状况。全国范围内都没有一个独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没有一所高等学校设立国际问题院系，没有一种国 际问题的学术刊物(只有一本基本上属于普及性的刊物《世界知识》)，国际问题图书的出版也十分有限。

　　建立国际问题研究所，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当然，这只是张闻天推动全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第一步。在筹建研究所 的同时，他就主持制订了《关于发展国际问题学科和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的规划》。但是他的宏伟设想和这项规划在当时未 能实现。当时，国内“左”的指导思想变本加厉。1958年6月，明确提出了“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 针，使国家更加长期处于“锁国”状态，而且越来越孤立，与世界发展的距离越来越远。

　　张闻天固然无力回天，但是他毕竟已经察觉到开展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并且躬行实践，尽其所能做了一些基础性 的工作，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他不但成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而且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驱。

　　为什么张闻天那个时候就能够看到国际问题研究的极端重要并且知道如何去组织推动？这和他的工作经历、思想水平 、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个人志趣都有关系。他长期担负党中央的领导职务，对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研究是他领导决策的基础。他 还兼任过延安中央研究院院长，写过为数众多的分析形势的文章，起草过大量以形势估量为基础的政策文件。他长期主管过国 际问题调研工作，亲自写国际问题的调研报告。只要形势许可，他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不忘做国际时事大事记。

　　1950年转入外交战线以后，张闻天更加重视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甫任驻苏大使，他即向外交部提出，“研究与 报道驻在国的情况及其国际关系(国际问题包括在内)”，是驻外使馆工作的“重心”和“基本任务”。他亲自动手，从第一 手材料开始研究苏联动态和历史经验。在他领导下，驻苏使馆建立了我国驻外使馆的第一个研究室。他还组织使馆各部门一齐 动手，分头研究苏联的外交、外贸、内政、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

　　1955年，张闻天回到外交部担任常务副部长。他立即在部内和驻外使馆大力加强调研工作，提升调研工作在外交 工作中的地位。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外交部对部内和驻外使馆的调研工作分别作了决定并采取措施，使调研工作显著加强， 显示了它作为外交决策基础的作用。

　　驻外使馆和外交部的调研工作不能不以研究当前动向为主。但是，仅仅研究动向是不能满足外交工作的需要的。外交 工作既要掌握有关世界发展的正确理论，又要有广泛知识的武装。何况张闻天的着眼点并不仅仅限于外交，他还深入地考虑我 国建国的需要。这样，除了动向研究，还应该对国际关系和各国基本情况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其中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长远问 题，包括在理论层面进行这种研究。因此，设立专门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培养人才的学校、国际问题书刊出版社，来推动全 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张闻天的个人素质和当时的地位，也都有利于办成此事。他本来就是一位学者型的领导人，具有深厚的理论文化修养 ，精通英、俄两种外文，又有在日、美、苏等国生活的丰富阅历，对于国际问题已经研究多年，堪称这方面的行家。同时，作 为前任党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大以后为候补委员)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在国内党政机关和学术界都拥有 相当的影响力。他要筹办研究所、学校和出版社，无论申请立项、招兵买马、找地盖房，还是这些机构成立以后推动学术研究 ，都有一定方便条件。

　　经过长期酝酿，张闻天利用1956年1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准备制订12年科学发展规划的有利时机， 主持制定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关于发展国际问题学科和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的规划》，并在1956年2月8日的外交部部 领导的办公会议上作了讨论。由于这是全国性的规划，他当时建议由中宣部主持其事，外交部则从旁协助。实际上，为了不落 空，他并没有坐等，而是自己直接动手，积极推动这项全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基本建设工程。在1955年、1956年不到两 年的时间里，他组建了三个各有分工而又相互配合的机构。除了国际关系研究所，还有一所学校，即外交学院，规定它不仅要 培养外交干部，而且还要培养国际关系的研究人员，为此还将外交学院的名称改为国际关系学院；一家国际问题书刊出版社， 即世界知识出版社，规定它的任务不仅在于普及国际问题知识，而且还要推动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一方面要为研究人员提供 研究资料，包括翻译出版国外的著作，另方面要出版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计划中还有一个国际问题图书资料中心，因为一时 搜集图书资料困难而未及建成。

　　对于这三个机构的建立，张闻天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外交学院有人民大学外交系为基础，世界知识出版社有 《世界知识》杂志原有人员(建国后并入人民出版社)为基础，而研究所的设立因为不属外交部原来的分工范围，需要在各方 之间沟通，而且它从无到有，筹建更为艰难。张闻天首先在1955年12月21日外交部部领导的办公会议上提出设立国际 问题研究所的问题，12月26日再次召开办公会议，就此做出决定。在此期间，他积极找周恩来总理当面请示，同中央宣传 部和有关部门多次协商。1956年3月19日，他正式写报告给邓小平并报中共中央，建议成立国际问题研究所。他说明， “本来这样的研究所应该作为科学院之下的研究机构由科学院直接领导，但是因为科学院目前无力照管，所以暂时由外交部负 责筹备和建设并直接领导。”这一报告4月12日得到中央批复同意。

　　研究所的整个筹建工作都是张闻天直接领导的。

　　研究所的所长，张闻天原来建议中央抽调吴冷西担任，中央没有同意。他于是转而同上海协商抽调时任《新闻日报》 总编辑的刘思慕，请他临时负责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并且准备担任即将成立的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56年4月 28日张闻天主持外交部办公会议，决定成立研究所的筹备委员会，由六人组成，由刘思慕临时负责。恰在此时，已由中央内 定为南开大学校长的孟用潜得知外交部正在筹办研究所，通过张闻天身边工作人员何方向张闻天提出愿来做研究工作。张闻天 表示欢迎，当即直接给刘少奇打电话转达孟的要求，并表示希望孟来任所长，得到刘少奇同意。5月7日，张闻天同中央组织 部副部长安子文通电话落实。6月5日张闻天主持外交部办公会议，决定扩大研究所的筹备委员会至十人(包括陈翰笙、刘思 慕)，明确由孟用潜负责。

　　研究所的干部，最初是从外交学会随着其研究部、编译部的并入调来了一批。张闻天1956年6月27日主持的外 交部办公会议对此作了决定。还有一个以陈翰笙为首的南亚组，原来挂在外交部政策委员会之下，张闻天也将它连同其全部成 员一起调到研究所。研究所成立以后，张闻天又陆续调来一些骨干。例如柯柏年，早在延安时期就曾任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 究室主任，1959年4月其驻罗马尼亚大使任期满后即被张闻天派到研究所任副所长。又如陈楚，曾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长 ，也是1959年从驻苏使馆政务参赞任上被调到研究所，先任秘书长，后任副所长。还有周砚，1950年曾随伍修权参加 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长期在驻苏使馆做研究工作，回国后原想去外交部，张闻天说服她去了研究所。另外，外交部人事司也 从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回国的干部中抽调了一批。

　　研究所的所址，张闻天原来设想放在外交学院内，“以便于在培养干部和科学研究工作中进行配合”。后来因为有困 难，改由让外交部总务司长杨琪良从建国门外使馆区中选择了一栋楼，张闻天曾亲去考察和挑选，何方也陪同去了。

　　研究所初期的机构设置，也是张闻天1956年6月27日主持外交部办公会议决定的。当时决定设立亚洲国家研究 室、西方国家研究室、国际法研究室、编译室、图书资料室、办公室共六个单位。还决定以张闻天本人名义去函张劲夫，商量 将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世界经济研究组划归国际关系研究所，不过后来此事没有办成。上述机构中的图书资料室，张闻天希望 用力办好，准备将来以它为基础办一所全国性的国际问题图书资料中心。当时决定，将外交部的业务图书馆移交研究所的图书 资料室，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室则对外交部干部开放。外交部的业务图书馆拥有一批珍贵的早年中外文报刊图书，它们来自1922 年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创办的中国政治学会的图书馆，以及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原中东和南满铁路、原海关等机构的部分档案资 料和图书，是解放初期从南京和全国各地运来的。当时存放在位于南池子的外交学会，张闻天曾去实地查看。这些图书移交研 究所后成立的图书馆，不仅大大有助于研究所本身的研究工作，而且也常有研究所以外的研究人员前来查阅。研究所图书馆确 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张闻天所设想的全国性的国际问题图书资料中心的作用。

　　对于正在同时筹建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张闻天曾考虑将它作为研究所的下属单位，以便于直接为国际问题研究工作服 务。后因避免出版事务影响研究工作，决定出版社由外交部直接领导。

　　1956年11月24日，研究所成立，定名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后改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张闻天出席了 成立大会，并且讲了话，鼓励将研究所办好。

　　对于办好研究所，张闻天确实给予了特别的与众不同的关注。在外交部部内各单位和部属各单位中，研究所是惟一由 他分工直接领导的单位。他的领导深入具体。根据我当年在他身边工作时所做工作日记的不完全记载，在1956年6月到1959 年6月的三年期间，他同研究所所长孟用潜谈话(不计开会)达11次之多，孟用潜在部内部属各单位负责人中是同他谈话次 数最多的一位。这些谈话有的在办公时间进行，很多是他利用星期日约孟用潜和研究所的副所长或其他人员到公园一面散步一 面进行的。此外，他多次到研究所去，分别找研究所的领导骨干、党员干部、党外专家和有关人员座谈或谈话。张闻天利用这 些谈话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并且同下面同志交流看法。

　　张闻天关心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他让研究所出版《国际问题研究》，以发表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国际问题研究》 的刊名就是他请陈毅题写的。他指示，外交学会编译部并入研究所后，它原来编辑出版的《国际问题译丛》要予以加强，以帮 助我们及时掌握国外学术界的动态。他关心研究所的研究课题，经常提示课题方向。对于研究所的学术讨论会，他也多次亲自 参加讨论，而且事前充分准备，有时还自己出题目找研究所的同志一起讨论。

　　研究所成立之初，研究工作的内容比较侧重于世界经济，这同孟用潜的志趣有关，更同张闻天关心世界经济有关。张 闻天认为，已有的调研大多局限于政治动向，作为基础的经济则少研究，研究所要在这方面多下工夫。为了加强经济问题研究 者的理论修养，孟用潜组织所内研究经济的同志认真研读《资本论》，张闻天积极支持这一做法。不过张闻天的视野要宽广得 多。1955年他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以后，曾经对一系列内容广泛的国际问题作过理论政策层面的研究。他的研究带动了 外交部内外的国际问题研究。随着研究所研究力量的增强，他对研究所研究工作方向的要求一定也不会仅限于世界经济的。不 过1959年的庐山会议使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研究所成立后的第二年，就遇上了反右。张闻天关注研究所的运动情况，曾利用星期日去研究所看大字报。他主张划 右派要慎重，尽量保护一些知识分子干部。例如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是著名学者和老党员，当时鸣放了不少所谓“右派”言 论，就由于张闻天的极力保护免于被划右派。反右后期研究右派处理时，外交部一些已被划为右派的有研究能力的同志，张闻 天力主不要将他们调出部外，而让他们到研究所工作。他还主张不要将他们长期下放，督促将他们早日从农村调回。其中浦山 就是因为被经办人员认为对批判处理“不服”而拖着未办，经张闻天多次指名才调回的。浦山“文革”后曾先后担任社科院世 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和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其他还有不少错划右派的干部也成了研究工作的骨干。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张闻天被迫离开了外交部，同他一手创办、倾注了无数心血，并且寄托了厚望的研究所， 也从此割断了联系。临上庐山前一个月的5月31日(星期日)，他约孟用潜、柯柏年、陈楚同游公园并谈话。6月17日， 他到中央宣传部参加讨论研究所工作的会议。不料这竟成了他为研究所做的最后两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