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为何迟到？

　　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说：“我有一个看法，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减少应酬，怎么克服，怎么减少？”

　　  （《瞭望东方周刊》8月23日报道）

　　在退居二线后，老部长终于有了这样酣畅淋漓的真话。但张全景说这话时已不是中组部部长，而是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在临退休前向媒体怒斥高校乱收费，并且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了助学贷款不力的8个省市。张保庆的一席真话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喝彩。张保庆之所以踢出这“临门一脚”，正如他自己所说：“反正我也要退了。”

　　真话为何不约而同地“迟到”了？这件事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发：河南省西华县县委书记栾卫东涉嫌携款潜逃后，当记者在采访中问及书记的去向时，县长说“外出学习了”，副县长说“到外地挂职锻炼了”。

　　在位官员为何不敢说真话？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官场文化大有关系。中国官场的传统文化有两大特点：一是为尊者讳，二是明哲保身。前者是为了维护上司的利益，后者是为了自我保护。秦朝宰相赵高正是抓住了这一致命弱点，敢当众指鹿为马。这一传统文化在当今的相当一部分官员中仍有很大市场。

　　官员不讲真话，带来的可能是灾难性后果。“大跃进”时，一些官员谎报粮食产量，最后“大跃进”演变成了“大饥荒”。闹“非典”初期，由于少数官员没有及时讲真话，导致我们的国际形象受损、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

　　让官员敢讲真话、愿讲真话，需要一种机制、一种环境。如果官员讲假话不是受宠而是受辱、说真话不是冒险而是褒奖，那么即使是撒谎成性的人，也可以像幼儿园小朋友那样———从此开始讲真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