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难找兜里没钱大学生频频落脚救助站

　　“亲身经历过，你才能体会：人跌到最低点时，大家都是平等的。”———一位接受救助的大学生。

　　备受瞩目的“收容所”里，再次出现了大学生的影子。不同的是，这是他们主动进入的，而这个机构已更名为“救助站”。

　　尊严与饥饿的冲突

　　广东东莞松山湖大道同沙路———市属救助站，8月21日17∶40。一个眉清目秀但衣着邋遢的男孩，正在准备拍照。这是接受救助的程序之一，因为此处要存留“落难者”的档案。

　　男孩迟疑了一下，还是挪过去了。在他之前的被拍照者，是一个右眼上留着长长刀疤的流浪汉。这似乎让他感到巨大落差———此前一个月，这位23岁的男孩身着学士服，神气地拍摄了学位照。他是华中某学院2006届的毕业生，名叫赵亮。

　　东莞市救助站共有348张床位。据记者核实，2006年1月15日至8月22日，共有11名应届大学毕业生来到这里寻求帮助。媒体曾报道，“仅在七八两个月，就有60名大学生接受救助”———这也没错，但剩下的人并非应届毕业生，而且有些身份无法核实。

　　几乎所有的走进救助站的大学生都曾“心比天高”。某民办大学的毕业生傅铭，一直梦想着开大公司；某职业技术学院某专业2005级学生严雁，自信是做设计大师的料子。东莞救助站一位工作者说，一名被传销组织骗得身无分文的毕业生听说“要拍照”，扭头就走……

　　他们不得不选择了这个一度被视为“弱势群体聚集”的地方。但一个大学生说，当被救助者可以得到救助，也是一种人性的关怀。

　　这里的一天

　　这里的宿舍分为A、B、C、D四个区，分别为容纳老年人、未成年人、成年男性、成年女性。每个区有7个房间，每个房间摆放12张床；一间娱乐室，里面有电视机、象棋以及报刊。

　　8∶00-8∶30、11∶00-10∶30及17∶00-17∶30，是受助人员的用餐时间。在管理者的带领下，人们拿着用膳卡走到食堂前排队等候。此时也讲究顺序：老年人和儿童先入，随后是女性、男性。

　　“饭菜都是基本的‘配置’，不会太好，但也不差。”救助站副站长袁伟华说。比如，8月21日中午的菜是白菜炒鸡肉块，很多人都会飞快地把它吃完。但傅铭对饭食有些不满，还包括他们的“服务意识和专业化程度”。这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感到了压力”———以前，从没有人这样要求过他们。填写“受助人员登记表”时，他就提出，我要帮你们打扫卫生，“我有手有脚，有知识，为什么要吃白饭？”

　　按照规定，接受救助者最多可以在此待10天。之后，工作人员会为他们买好回乡的车票。“但对绝大多数大学生，只在这里住两天，朋友和同学就会送钱过来。他们一般不会告诉父母。”袁伟华说。而当离开这里时，他们或者低着头，或者飞快地跑出去。“我们很想尽快摆脱这里，”一位被救助的大学生说，“但工作的压力却难以摆脱。”

　　为何走进救助站

　　这确实是个问题：人事部统计，2006全国高校毕业生413万人；教育部称，只有约六成以上大学毕业生以各种方式实现了就业。

　　按照《救助管理办法》规定，被救助对象需要满足：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没有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农村“无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那些工作无着落、身无分文、尚未纳入社会保障范畴的大学生，恰恰符合上述4个条件。

　　自2003年8月东莞救助站成立，每年都会有几十个大学生走进来。七八月份尤为集中，因为暑假期间找工作的学生很多。

　　记者询问了广州、深圳、南京、苏州及杭州救助站，有关人员均表示：他们曾多次救助大学生，其中深圳的比例“不少于10％”，救助原因主要是求职未果及钱包被偷。但在西部城市重庆和成都，几乎没有大学生寻求帮助。北京和上海则未透露相关情况。

　　被改变的和将改变的

　　但被救助的“阴影”让很多人难以摆脱。6月30日进入救助站的程凌———她是华中某学院的毕业生———一直在吃镇定药。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志英教授，或许更能体会这些孩子和家长内心的痛苦。她刚刚完成了一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大学生人生选择的课题。

　　在发放了3200多份问卷、近一年的调研后，李志英发现，来自于“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以及“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孩子，在毕业时更多会“读研”或是“出国深造”，而来源于“工人”、“农民”家庭的孩子，大多坚定地选择了“就业”。

　　“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而言，一份好工作，不仅意味着个人美好的未来，更意味着提高整个家庭的阶层地位。所以，他们在就业时面临着更大压力。”李志英说，“但由于学历没优势，缺乏经验，在‘人情社会’中所占的社会资源更是匮乏，这群孩子最后不得不接受救济，这对他们的自信心有很大冲击。”(文中大学生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