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事件
广东人口亮起了红灯，自然增长率一直在8‰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总量已接近极限。省委党校教授郑志国提出，一些高收入者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的超生问题比较严重，对这类行为要追究刑事责任。（据8月25日《南方都市报》）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超生罪，更没有富人超生罪，希望针对富人专门设置一个富人超生罪，是违背法制精神的。
实际上，我们对富人超生并非毫无办法。富人超生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是富人有钱缴纳处罚费。2002年开始实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引入了社会抚养费这个概念，在广州，超生一个要缴纳上十万的社会抚养费，但这样的费用对富人阶层来说可能是“毛毛雨”。
因此，我们要改进的是对社会抚养费的处罚额度，比如按富人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来处罚，富人资产500万，假定比例是50％，那么富人超生一个就要缴纳250万，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生育，这是符合诺奖得主美国人贝克尔的理论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扪心自问，我们的处罚措施是否得到了强有力的贯彻执行？这里面有没有人情代替处罚，或私下交易的行为？
把超生问题刑法化，折射出的是一种简单粗暴思维，如果单纯按效果来说，富人超生就枪毙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可这显然是不可行的。有惩罚，也有奖励，有威严，也体现科学性人性化，这样的举措从效果从社会意义上说，不都强于那种坐牢至上的懒汉思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