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侵华日本军队占领武汉后，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封锁与破坏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日渐缩小，物质供应极端困难。由于党、政、军、民机构庞大，脱产人员过多，难以适应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使根据地的供给能力不胜负担。
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提出实行精
兵主义。随后，党外人士、不久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等11人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提出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毛泽东看到提案后非常重视，并在一旁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要求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切实进行整顿，精简机关。并把精兵简政确定为1942年全党全军的中心工作之一。1942年9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阐明中共中央实行的精兵简政政策。12月，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精兵简政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首先实行精兵简政，并先后进行三次精简。随后，各根据地普遍实行了精兵简政。主要内容是：将党、政、军、民等组织机构的脱产人员缩减到占所在根据地总人口的3％以内，军队（含游击队）与党、政、民工作人员的比例为3：1，从而使脱产人员与根据地的供养能力相适应，从根本上解决“鱼大水小”等矛盾；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消除党、政、军各自为政现象。
精兵简政政策的普遍实行，对增加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克服物质困难，提高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起了积极作用。（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