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继承研究的历史考察

　　唐洲雁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关于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研究，是随着邓小平理论本身 的形成和发展而不断深化和逐步展开的，并大体经历了五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研究特征。本文对此进行 了初步的总结和回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关于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研究，是随着邓小平理论本身的形成和 发展而不断深化和逐步展开的。20多年来，相关的研究文章多达几百篇，涵盖经济、政治、哲学、科技、教育、文化、民族 、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经过学术界的长期努力，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但也存在 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如果我们对20多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情况作一个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对于今后进一步把握二者之间 的科学关系，推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邓小平理论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大体经 历了五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邓小平理论的表现形态、表述方式甚至表述名称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人们对 它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继承和发展关系的研究，其着眼点和具体内容自然也会有所区别。本文仅对五个发展阶段进行历史考察， 并探讨其中表现出来的研究特征。

　　第一个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中共十二大。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是着眼于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应用 和发展，即把酝酿之中的邓小平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实践中的新发展来加以研究。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这是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开始形成并最终确立主题的阶段，也是学 术界开始关注这一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相互联系的阶段。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 系和精神实质，并由此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这一时期，邓小平在领导全党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善于学习 、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1] 。在他看来，只有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才能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也才能够真正做到坚持、应用 和发展毛泽东思想。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 报告，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他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重要讲话，突出强调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1980年至1981年间，在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 议》的过程中，他对于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应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都提出了十分明确的意见。正是在他 的直接指导下，第二个《历史决议》全面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概括了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阐明了毛泽东思想 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不仅如此，“决议”还充分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实践，从十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新时期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雏形，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继承和发展毛泽东 思想的典范。对此，有学者指出，“决议”的核心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一本《历史决议》，一本《邓小平文选 》2～3卷，把它们读通，我们大体上可以把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探索搞懂。”[2]

　　第二个《历史决议》不仅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光辉典范，而且向全党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 泽东思想的重要任务。它强调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 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3]；“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 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 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继续前进”[4]。这就不仅为全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学术界如何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正是在指导《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全面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实践，指出：“三中全会以 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今 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5]对于这一时期邓小平究竟在哪些方面继 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有学者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关于工作重点转移，党的八大就提出来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是党在延安时期确立的；对外开放、改革、一国两制的思想都可以在毛泽东那里找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说这话 毛泽东讲过。”因此他们认为，邓小平理论在这一阶段发展的主要特点，就是“继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大部分观 点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前的论述”[6]。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由于邓小平理论尚处于酝酿和开始形成的过程之中，还没有产生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 形态，更没有提出“邓小平理论”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的概念，因此学术界也就不可能出现直接以 “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为标题的研究文章。当时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以“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应用和发展”为主题，即把酝酿之中的邓小平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实践中的新发展 来加以研究。实际上，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明确地说明了二者之间继承和发展的内在统一，说明了它们之间是“二而一”的辩 证关系。其中有影响的研究文章包括黄克诚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党史研究》1981年第 2期)，《半月谈》、《瞭望》编辑部的《邓小平谈毛泽东思想》(《瞭望》1981年第5期)，袁木的《坚持毛泽东思想 ，发展毛泽东思想》(《红旗》1981年第15期)，等等。

　　第二个阶段，是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这个阶段的研究重点是邓小平在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从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到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这是邓 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具体实践中形成基本轮廓的阶段，也是学术界开始系统总结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进入全面研究“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应用和发展的理论贡献”的阶段。如果说，前一阶段还是重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在新时 期的应用和发展”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则重在研究“邓小平在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样两种提法，看起来只 是主语的调换和个别文字上的差别，但它表明这一时期研究的着重点已经发生了转移，即进入了以邓小平为主体、重在研究他 的理论贡献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和世界主题进行了新的认识和判断，指出和平与发展乃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正是 在这种大的国际背景下，他逐步完善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形成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十三 大正是在充分总结这5年来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充分总结邓小平这5年来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围绕着“邓小平在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个主题，出现了几次研究高潮。

　　第一次是在十二大之后。十二大提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7]。围绕这一论断，学术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有代表性的如邱真的《对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解》(《社会科学动态》1982年第23期)、张永忠的《怎样理解“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 思想”》(1983年1月19日《湖北日报》)、常宁等的《在新的实践中发展毛泽东思想--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 的重要文件》(1983年4月13日《解放日报》)等。1983年7月，上海《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杂志还发表了 汪致钰的《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问题的研究情况综述》，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情况进行 了初步的总结。

　　第二次高潮是在1983年《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出版发行之后。当时的报刊杂志围绕“继承和 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总题目，发表了大量的学习、宣传和介绍《邓小平文选》的文章。其中省级以上的报刊都发表了类似的 文章，有影响的如谭启龙的《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学习〈邓小平文选〉》(《毛泽东思想研究》)1983年创刊号) 、石仲泉的《〈邓小平文选〉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同前)、马齐彬等的《〈邓小平文选〉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成 果》(《理论月刊》1983年创刊号)等。此外，北京出版社还出版了李敏生撰写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篇章-- 〈邓小平文选〉浅说》一书，这是当时以此为主题的第一本解释性著作。

　　第三次高潮是在毛泽东诞辰90周年前后。围绕着纪念毛泽东，学者们集中研究了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新发展。有 代表性的著作如谭震林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纪念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1983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的《答读者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社会科学参考》 1983年第12期)、石仲泉的《邓小平同志对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贡献--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哲学 研究》1983年第12期)等。

　　第四次高潮是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后。邓小平认为这个决定说了“ 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是“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发现的一些新问题”。围绕着新时期在理论和实践中究竟说了哪些 “新话”，回答了哪些新问题，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学术界发表了许多研究文章。仅龚育之一人就在《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等报刊连续发表了5篇文章，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回答。这些文章后来以《经济改革和思想解放》为题，收入了《 在历史的转折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一书。

　　第三个阶段，是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这是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深化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形成科学体系的阶段，也 是学术界开始从各个领域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从不同的方面揭示它与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内在联系的阶段。

　　这一时期，是我们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 质，深化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在十四大上首次提出了“邓小 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概念，并从9个方面对这一理论作了比较完整的概括，指出这一理论“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

　　这个时期学术界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对邓小平理论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包括邓小平的经济思想、 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党建思想、军队建设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统一战线思想、“一国两制”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本 质理论、初级阶段理论、发展战略理论、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等等。与此相对应，从各个领域研究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 继承和发展的理论文章，也迅速增多起来。有代表性的如师玲芳的《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的新发展》(《求实》1988年 第6期)、王洪模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巨大贡献》(《人民日报》1990年12月7日)、张文儒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光明日报》1991年8月5日)、张云的《以现代化为中心 是邓小平建军思想的核心--兼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建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陆魁宏 的《学习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湖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杨超的《邓小平同志的思 想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四川党史》1991年第2期)、李君如的《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下篇”的贡献》(《党史 信息》1991年第5期)、李兴文的《试论邓小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发展》(《音乐探索》1992年第3期)、石仲 泉的《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阵地》1992年第5期)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 已经有专门研究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著作出版。如成都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陈文主编的《邓小平对毛泽 东思想的新发展》一书，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石仲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的小册 子，在学术界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十四大正是在全面总结学术界这些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 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两大热点问题。一个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地位和意义，有影响的著作如湖南人民出版 社1988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探索》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龚育之著)等；另一个是关于邓小平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对毛泽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思想的 继承和发展，有影响的代表作如冷溶的《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思 想》(1992年4月27日《人民日报》)等。

　　第四个阶段，是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五大。这是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实践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 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学术界深入开展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比较研究的重要阶段。

　　在这一阶段，关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比较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它们之间继承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更是 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因此已很难用几次高潮、几个热点来形容。可以说，随着《邓小平文选》第3卷在1993年的出版，第 1卷、第2卷在1994年的再版，以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等著作的相继出版，不仅使研究的资料更加翔实，而且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前所未有 的拓展。十五大正是在充分总结这5年来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同时也是在充分总结学术界有关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论述，指出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时期，学术界关于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研究，着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围绕十四大关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判断，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和论证工作。有许多文章和著作就直接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 中国的发展，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角度，论证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 承的内在联系。有代表性的著作如李君如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冷溶 主编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龚 育之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廖盖隆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共党史出版社1 996年版)，等等。

　　二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充分论证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在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有代表性的文章如黄爱民的《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与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毛泽东思想论坛》 1994年第1期)、顾海良的《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1995年2月24日《北京日报》)，等等。

　　三是围绕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和江泽民关于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的要求，着重研究了党建思想的新发展。有影响的著作如蔡长水的《邓小平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 996年版)等；有影响的文章如甄小英的《新时期党的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邓小平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理论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龚育之的《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由来、框架和精神》(《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研究》1995年第5期)，田克勤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对党的建设理论的卓越贡献》(《宣传导报》1997 年第8期)，等等。

　　第五个阶段是从党的十五大召开至今。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新局面，逐步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新境界的重要阶段，也是学术界高举邓小平理论 伟大旗帜，全面总结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深入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一脉相承内在联系的重要阶段。

　　十五大提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十五大以后， 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达到高潮。有影响的文章如龚育之的《不尽长江滚滚来》(《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逄 先知、冷溶的《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贡献》(《党 的文献》1999年第1期)，杨胜群的《科学体系，一脉相承--对十五大关于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系论 断的考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3期)等。

　　十五大以后，为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应。特别是他在建党80周年的讲话发表后，广大理论工作者在深入总结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不 断创新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全 面、深入、具体的研究。这种研究在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成为新的热门话题。

　　笔者从5个阶段考察了学术界关于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研究的历史进程。从这些考察中，我们不难发 现，虽然在不同的阶段表现的形式各不相同，研究的重点也各有区别，但这一问题始终是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究其原因， 首先就在于邓小平理论本身是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如果离开了这种继承和发展，就抽掉 了它的灵魂，断掉了它的理论来源。其次在于目前学术界研究邓小平理论最基本和骨干的成员，大多是来自于毛泽东思想的研 究阵营。正因为如此，他们必然会从毛泽东去研究邓小平，反过来也会从邓小平去研究毛泽东。可以说，努力把握二者之间继 承和发展的思想脉络，这不仅是开展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进一步开展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需要。

　　通过20多年来邓小平理论不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考察，给人一个最深切的感受，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发展 的理论，它需要根据历史和时代条件的变化，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行理论创新。一方面，要认识到否认毛泽东 思想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另一方面，要认识到教条式地对待毛泽东思想，也是错误的、有害的。正如 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所指出的那样：“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8]我们只有始终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才可能开创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崭新局面。

　　(本文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注释：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300页。

　　[2]冷溶：《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理论学习》2002年第2期。

　　[3][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60页。

　　[6]冷溶、冯雷：《邓小平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与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1999年 第1期。

　　[7]《十一后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0页。

　　[8]《人民日报》2000年6月1日。

　　摘自：《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