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黄平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给各单位，要求全县300多名副科级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全都统一换成一样的彩铃。于是，在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官员手机的铃声被更换，有的甚至连家里的电话都被更换了同样的铃声(8月28日央视《中国法治报道》)。
作为县一级的党委、政府，为什么要管起干部手机彩铃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据说
是为了加大对黄平的宣传推介力度，加快黄平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大县的建设步伐，掀起“热爱黄平、建设黄平、唱响黄平”新高潮。
但是，在这些义正词严的大旗下，我们看到了公共权力的滥用。不错，党委政府可以对自己管辖的官员发出规范言行的文件，但是，这必须在一个合法的范围内，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规范官员对公权力的使用。如果不涉及公权力，那么，官员作为一个公民，其应有的权利不能被限制，其对个人私事的自由处置权不能被剥夺。因此，党委政府无权规范官员的手机用不用彩铃、用什么彩铃，因为这完全是官员们的私事。同时，强行要求干部使用彩铃之际打出顾全大局、多做贡献的旗号，否则就要给扣上不爱家乡的帽子，也是很荒唐的。
如果说当地领导不知这么做是公权的越位，那么说明其缺乏起码的依法行政意识；如果说当地领导明知这么做越位却仍一意行之，那么只能说明其权力意识的过分膨胀。
所以，为了防止公权力越界，就必须对其进行约束。一方面是在文件发出之前，对文件进行“健康”检查，让违法文件“胎死腹中”；一方面对文件事后监督，对违法文件由人大常委会予以撤销。但是，应该看到，当县委、县政府决定发出文件时，同级职能部门的事前审查通常起不到作用，同级的人大常委会也难以予以撤销，所以这就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