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对象完全错误 法律专家质疑深圳中院

　　综合《新快报》报道因不满一篇有关员工“超时加班”问题的报道，近日，台湾首富郭台铭所控制的台湾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富士康科技集团，下称“富士康”）下属全资子公司，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提出高达人民币3000万元索赔额，并已要求相关法院查封、冻结了两名记者的个人财产（本报昨日曾予报道）。

　　媒体业的“9·11”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昨日表示此事件是错误时机针对错误主体的错误决定，报社对打赢官司有信心。

　　前日，《第一财经日报》当事记者之一翁宝说：“此事件是媒体业的一个‘9·11’，对媒体界的震撼是空前的。”记者“报道客观公正”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昨日做客新浪聊富士康起诉案。王佑介绍，因为现在实行了财产保全，存款是冻结了，房子也被查封了，但房子还是可以住。王佑说，她不会因此事改变对新闻的执着。

　　当问起怎么看待自己的报道时？王佑回答：当时报社编委会认为这篇文章是体现了对社会事实的报道，我们的报道一直是追求权威主流，非常客观公正，不惧任何恶势力的精神和定位。

　　深圳中院拒绝采访

　　8月29日，记者就此案件联系采访深圳中院，遭到拒绝。当天，记者采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新闻办负责人，得到答复：深圳中院在看到媒体相关报道后，主要领导人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立案庭又重新审查了此案的所有手续，认为此案“程序上没有一点瑕疵和问题”。富士康：舆论的质疑不对

　　《第一财经日报》法律顾问张娟娟说，报社已通过公函向鸿富锦公司表示谴责，报社希望对方能做出明智选择，撤回诉讼。但对方并没有撤销诉讼的意思。

　　鸿富锦公司的代理律师答复说：舆论对此案的质疑是不对的。鸿富锦公司方面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自己的道理。

　　诉讼对象应是媒体

　　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发出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明确指出：“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品发生的名誉权纠纷，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只诉作者的，列作者为被告；只诉新闻出版单位的，列新闻出版单位为被告；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

　　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马光远认为，记者在自己报纸上发表文章是一种职务行为，是受报社委托的。而此案当中，富士康下属公司诉讼的对象不是媒体本身，而是记者，诉讼对象是“完全错误”的。

　　单独起诉记者用意何在

　　此次事件中富士康为何不起诉报社，而是专门针对记者个人？

　　根据富士康起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与翁宝的《民事起诉状》上所留电话，记者多次拨打，直到昨天下午5时终于打通了该公司法务部的电话，接电话的女士说“现在我们公司还没有就这个事件的公开声明，以后有可能有。”

　　《中国青年报》刊登分析文章说：富士康公司是一个大型公司，它有巨额资金和众多的人员来进行诉讼。如果它们选择了《第一财经日报》报社作为被告，可能占不上什么便宜。但是，起诉记者个人情形却大不相同，首先，它们提出的诉讼标的惊人，总额达到3000万，从诉讼一开始就容易在精神上给记者形成巨大压力；其次，他们以如此高额的诉讼标的起诉，就有理由申请诉讼保全，从而查封、扣押记者的所有财产，使得记者个人生活和工作极不方便，破坏他们正常的生活轨道，给记者的家人也带来压力；再次，富士康公司作为一个组织，其实力远远超过个人，它们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拖延诉讼，让记者个人疲于奔命，从而没有金钱与精力去应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则认为这个案子很荒唐，“记者在自己报纸上发表文章是一种职务行为，是受报社委托的，所以诉讼对象是完全错误的。另外，法院受理此案后，没有做一个基本的审查，就采取措施查封了个人的财产，给人的感觉是任何一个环节都留下了严重的错误”。

　　人大新闻学院喻国明：媒介缺乏保护

　　8月29日，中国人大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表示，富士康起诉并向记者索赔巨资事件是对新闻自由的侵犯。喻国明称事件的发生值得思考，由于国家对媒介产业没有相应健全的法律，使得媒介缺乏保护，以至于让不良企业钻了空子。

　　有人寄来捐款网友声援记者

　　昨天下午，一封表达支持的信送到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的手中，信中还夹着沉甸甸的一千元钱。这封短短的信写道：翁宝、王佑，我觉得你们的报道是很好的报道，要挺住，不要低头，不能让这种恶性的恐吓和威胁得逞，永远支持你们！更多网友在网上支持两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