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遭天价索赔”突显尴尬事实：状告记者太易舆论监督太难

　　本报讯记者林洁报道：“记者遭遇天价索赔”引起强烈反响，撇开“有没侵权”的论争，一个尴尬的事实摆在了公众面前：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天平里，审理新闻官司等同于审理一般民事案件，新闻职业陷入了缺乏自我保护利器的境地！

　　天价索赔可能层出不穷

　　在深圳中级法院，该案是按照普通的民事侵权案件立案的。法律人士说，这是目前的规范操作。但中国人大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提出，“媒介本身是公权力和私权力结合的公共职能机构，目前由民法来规范媒介和企业乃至个人间的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新闻工作有特殊要求，这得到所有人共识。广东省人大代表、资深律师江波介绍说，就目前来说，法律却对记者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利的保护都跟普通的公民没有太大区别，但新闻的职能要求新闻记者有更高的保护。

　　据悉，从1980年起，每年的“两会”，几乎都有代表和委员建议制定《新闻法》。

　　众多传媒人在“记者遭遇天价索赔”中看到了记者职业面临的危机，而这些危机正是来自法律保护的缺失，“《新闻法》如果继续脚步姗姗，各种天价索赔可能层出不穷，媒体将陷入疲于应诉，无力再举舆论监督之大旗。”

　　新闻官司“门槛太低”？

　　有论者指出，“新闻官司等同一般民案”的第一个硬伤就是“立案门槛”太低。

　　这几年，新闻官司数量大增，颇为“火爆”。但几家媒体的法律顾问都提起国外启动新闻侵权官司之“艰难”。美国法律规定，对新闻侵权诉讼，法院是否立案应有一个相当严格甚至是苛刻的审查过程，“比如是不是有实际恶意的证据，起诉方必须要提交证据表明媒体报道行为是出自恶意”。也就是说，要告新闻单位，不仅要证明新闻失实，还要证明记者写稿有“猫腻”，是非善意的。

　　有学者给“记者”以这样的空间：大众媒介是舆论监督工具，在履行各种职能时，如果是为了社会公益之目的，那么它就有可能造成对一些势力阶层的隐私以及某种利益的损害，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容忍和“宽恕”，尤其是作为法律的护卫者更应如此。

　　传媒勿被情绪“遮眼”

　　如今，按照现有法律，这宗“中国大陆新闻侵权第一案”已进入到了一般民事诉讼程序里。

　　有法律工作者提醒，无论启动过程是否有不恰当的地方，媒体都应稍安勿躁，尊重一下“程序正义”，也尊重富士康的合法诉讼权利。

　　在采访中，多位法官表示，先不谈侵权官司本身，翁宝和王佑两位记者要赶快意识到“不被情绪牵着走”，除了就“是否当被告”提出对应之策外，也要注意收集因“查封了财产”而遭到哪些损失的证据，如果法律最后认定之前的“财产保全”有误，这些证据能够帮助他们讨回“公道”。

　　（侯颖／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