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高院高度关注“记者遭天价索赔案”

　　3000万元新闻侵权索赔官司引起社会各界议论，业内人士称调解结案的可能性较大

　　“记者遭天价索赔案”

　　法院称程序上没问题

　　这是中国大陆迄今为止向媒体记者索赔金额最大的名誉侵权案，也是首例没有起诉媒体法人直接起诉记者并冻结记者私人财产的案件。

　　昨日，新华社记者就此案件联系采访深圳中院，遭到拒绝。当天，记者采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新闻办负责人，得到答复押深圳中院在看到媒体相关报道后，主要领导人召开会议研究，立案庭又重新审查了此案的所有手续，认为此案“程序上没有一点瑕疵和问题”。鉴于此案引起的反响巨大，深圳中院将加快此案审理进度，“快立案、快开庭、早日审结”。目前此案已经立案，起诉书很快将发到当事人手中。《第一财经日报》法律顾问张娟娟说，报社已通过公函向鸿富锦公司表示谴责，报社希望对方能作出明智选择，撤回诉讼，但对方并没有撤销诉讼的意思。

　　鸿富锦公司的代理律师答复说押舆论对此案的质疑是不对的。鸿富锦公司方面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自己的道理。“告记者是富士康诉讼策略”

　　富士康为何越过报社只起诉记者？法院为何要查封记者财产？这是两天来媒体关注的焦点。就此焦点，深圳中院没有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但一名相关工作人员透露，“我只能说，无论是立案、还是程序方面都是依法进行，没有任何问题”。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如果是100元的索赔不会引发这样的一场风暴，但3000万的天价一下就将法院卷入了风暴的中心。

　　在业内人士胡明忠看来，富士康选择告记者而不是报社，是一种诉讼策略，他认为报社也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而告记者绕开报社让诉讼更有威慑力。选择告谁，这是原告的诉权，报社目前不在被告名单之中，并不意味着报社没有成为被告的可能。

　　但他同时表示，富士康这样做给人一种以财欺人的感觉。至于诉讼费，即便富士康赢了，也有可能面临着按比例来承担诉讼费的问题。

　　法院有望开新闻发布会

　　虽然法院方面目前未作任何回应，但有可能在未来几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据悉，因新闻侵权官司索赔3000万的案件，这是第二宗。此前，长虹公司状告一报社就提出过3000万的天价索赔，他们认为记者的失实报道致其股票跌停。之后长虹将媒体诉至四川一家中院，后该案以调解结案。

　　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马光远认为，记者在自己报纸上发表文章是一种职务行为，是受报社委托的。此案诉讼对象是“完全错误”的。

　　胡明忠认为，该案调解结案的可能性比较大。富士康状告记者，其目的不是为了索赔，是认为记者报道失实。穴综合新华社、南都）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

　　被诉新闻工作者翁宝认为不去迎战就是彻底输了———

　　本报讯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因为一篇报道，因为履行自己的职责，汽车、房子、存款一夜间都被法院冻结，身处富士康天价索赔案漩涡中心的《第一财经日报》编委翁宝突然觉得站在了悬崖边上。昨日，翁宝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坦言他的内心感受以及由此事引发的思考。

　　媒体处于一个弱势地位

　　翁宝说，这件事对中国新闻界来说，不异于9·11事件。这是一种恐怖行为，是不对称的战争。从这件事情来讲，非常明显，我们（媒体）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

　　中国这几年，企业的权力在无限扩张，涉及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传媒领域。大的方面，比如房地产业，从最高决策来说，很多事情他们都没有预料到，比如国家采取宏观调控，这里面就折射出很多问题，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它的权力边界在哪里？当一个企业的权力扩张之后，它对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相对和谐的生态，会带来怎么样的伤害？这是我们国家应该考虑的问题。但是这的确是个大的命题。企业的权力是否可以超越国家，之前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的，而且它现在还在扩张，比如很典型的房地产业，我们很清楚它的权力会影响政府决策，影响整个经济生活，会影响决策人，甚至可能挟持整个金融系统，企业的权力延伸之后，尤其是非常强势的垄断企业，对当地政府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包括对我们传媒环境的影响，我们应该怎么去评估？这是个社会学命题。

　　司法机构应尊重普通公民

　　翁宝在博客里写到，感觉现行的法律对记者的保护是很无力的。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中，对新闻从业者的宽度或者说我们怎么创造一种环境，让大家有基本的权益，比如诉讼保全，在法律上应该是谨慎使用的一种方式，比如对有争议性的资产进行保护，但是现在，我的房子不仅是我的，而且是我和我太太共有的，家里还有小孩子，如果查封我的房子，这不仅是对我的人权的侵害，让我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了。这些技术上的问题，是不是应该纳入考虑呢？现在这个官司暴露出很多问题，还有诉讼的流程，当然我现在还没收到正式的诉状，但是财产已经查封一个多月了，我们从司法机构尊重普通公民的角度来讲，是不是该采取更加合理的方式呢？

　　这是整个行业的困境

　　翁宝说，自己的努力就是希望有个盼头，有个目标，作为新闻从业者，无论是铁肩担道义也好，或者普通新闻人的职业道德也好，当你干了十年之后，你会忽然之间，对自己曾经的努力产生了一种怀疑。当然我们在社会进步中也贡献了我们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忽然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有时候我也在想，离开这个行业我还能做什么？这是整个行业的困境，我们的热情总是会消逝的，我们会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翁宝表示，不去迎战，那就是彻底输了。有句话叫狗急跳墙，虽然俗了一点，但是你已经逼我到这个份上了，我只能迎战。起码我希望我能够为我们这个行业去承受一些东西。这个事情已经栽到我头上了，我不能说我有多高的认识，但是这是一个基础吧。就像我博客里写的，我是新闻的一个老兵，虽然在慢慢消失，即便是慢慢消失，我也会挺直腰杆慢慢消失。（南都）

　　这是中国新闻界的指标性事件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

　　本报讯该事一出，旋即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各大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对该事件进行报道。许多媒体还开设专栏对该案进行评论。

　　昨天《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接受了新浪网网友的访谈。

　　秦朔表示，对于整个中国新闻界来讲，这的确是一个指标性的事件，需要我们去思考，一个新闻媒体面对的报道对象，面对的监督对象现在已经强势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他直接可以查封你的财产，而且法院也不用知会你，因为对方有钱，直接往银行里放一笔钱，就可以做诉前保全，这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压力已经非常大了。

　　如果记者都纷纷退却，我就不知道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谁去报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共同的底线。这种利用诉前保全针对记者个人的事情，非常令人气愤。记者在正常的工作单位里，你还担心他逃之夭夭吗？我觉得这不是正常的司法逻辑概念，带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恐吓意义。（广文）

　　市民捐款支持被诉记者

　　全国记协密切关注该事件

　　本报讯昨天，一封表达支持的信送到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的手中，信中还夹着沉甸甸的1000元钱。自从两名记者遭富士康高达3000万元的索赔案被报道以来，许多陌生人以短信、电话等方式向两名记者表达支持。“收到钱的时候，我们都很惊讶，这是我第一次成为被捐款的对象，”王佑保持着幽默，她告诉记者：“这1000元钱，我们将退还给送来的人，虽然财产被封了，但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封信我将一直保存。”

　　案件被报道以来，《第一财经日报》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包括东森新闻在内的5家台湾电视媒体昨天中午赶到报社，在电梯里截住了报社新闻发言人杨柏国，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海外媒体也纷纷发传真到报社，进行采访。

　　漩涡的另一端———富士康集团则显得极为低调。昨天，记者联系到富士康集团的法务谷哮，他说：“目前公司高层正在研究，可能将在近日发表公开的声明。”他还表示，他本人不方便对媒体发表任何意见。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也已关注该事件。中国记协维权服务处处长王一龙表示：“记协会坚决维护新闻工作者在报道过程中的正当权益，并最大限度地动用自身的力量去保护新闻工作者的权益不受任何侵害。”（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