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全兴：毛泽东论孔子正名

　　许全兴

　　[摘要]毛泽东指出了孔子“正名”思想的合理性，并借鉴了“正名”的作法，他的有关论述在孔子及中国哲学史的 研究上是前所未有的。

　　“正名”是孔子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在1939年2月致张闻天的信中对孔子“正名”思

想的论析，十分精当，为我 们如何正确对待古人的思想提供了范例。

　　孔子临终前自认为是哲人。据《礼记·檀弓上》记载：一天早晨，孔子拄着手杖，逍遥于门外，歌曰：“泰山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歌毕入门，当户而坐，长叹曰：“予殆将死也！”从此卧床不起，“七日而没”。《史记·孔 子世家》也有类似记载。孔子确实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人。他生活在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时代，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天下大乱 。他感到天下无道久矣，痛心疾首，矢志于救世。他的哲学是救世哲学，政治哲学。为了救世，恢复周礼，变“无道”为“有 道”，他四处奔走，栖栖惶惶，提出“正名”的主张。《论语》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孔子的学生子路问老师：卫国的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孔子回答： “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 措手足。”孔子把“正名”看成是为政的第一要务。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专门写了“正名主义”一章，认为“正名主义，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胡适主要 是从政治上论述“正名”，他在评述“正名主义”对后世学术的影响时，虽然也谈到其在“名学上的影响”，称“实是中国名 学的始祖”[1]，但他并未从哲学上论及名实关系。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的孔子章中也把“正 名主义”列为一节来写[2]。但他也主要是从政治上讲的，并未涉及哲学上的名实问题。陈伯达在1939年初撰写《孔子 的哲学思想》一文，并送毛泽东审阅。陈在文中先讲孔子的身世、生活的时代和孔子与老子的关系。在转入孔子思想正题时， 他首先讲的是“正名”思想。与胡适、冯友兰不同，陈伯达是辩证唯物论者，他把中国古代的名实问题看成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以，他是从名与实的关系上去分析孔子的“正名”，并确定孔子哲学的性质。他说：“在孔子 看来，名是第一，'事'(事物)是被名所决定，而不是名被'事'所决定。名 实的关系在这里是被倒置的。孔子把真实的世界变成概念的世界，而且把概念的世界看成不变的世界。”[3]他还指出了孔 子“正名”的社会内容和阶级实质。他说，孔子把“正名”看成建立和巩固真实封建秩序的基础，其实相反，真正的封建秩序 乃是“正名”的基础；孔子的正名是为肯定和巩固封建秩序服务的。他认为，孔子的哲学与老子不同，是唯心论。

　　毛泽东在读了陈伯达的论文后致信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为陈伯达的上级领导，是他请毛泽东给陈文提 意见的)。在信中，毛泽东在肯定陈的文章是“好的”的前提下，提出了七点商榷之处，其中第一点就是关于孔子的“正名” 问题。孔子的“正名”是企图用过时的、已崩坏了的周礼来匡正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现实，恢复旧的制度。孔子把名(周礼)看 成是不变的根本，而不是把事(社会现实)看成根本。他不是让“名”去适应社会现实，而是要社会倒退回去以符合“名”。 所以孔子的“正名”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在哲学上是唯心论的。毛泽东赞成陈伯达对孔子“正名”的分析说：“作为哲学的整 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毛泽东不满足于这一点，不满足于仅仅指出孔子是唯心论的错误。在他看来， 孔子的“正名”中有着合理的、积极的因素，可为我们吸取利用。紧接着他指出：正名，“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 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 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 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 也是一样。”毛进一步指出了“正名”有其合理性，可为我们借鉴。他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 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4 ]实践，做，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即是把观念、理论、方案、图样等“名”，经过实践活动对象 化为“事”的过程，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精神转化为物质的过程。所以，“正名”作为实践论来讲是对的，它强调了理 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

　　毛泽东的分析还告诉我们：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正名”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正名”，而在于在名实关系上是 以实为主，还是以名为主。唯物论主张以实为主，正名先要明实，“实不明则名不正”，实明了，名才能正，名正才能事成， “正名”才能收到预期的成效。唯心论主张以名为主，为根本，不懂得名来之于实，名要随实的发展而发展，不懂得在精神转 化为物质之前，先有一个物质转化为精神的过程，先有一个名要“正”的问题。孔子为“正名”周游列国，其结果却是到处碰 壁，“累累若丧家之犬”，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名不正”，“名”不符合“实”，脱离实际。

　　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在一段时期里，马克思主义者对唯心论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毛泽东则不同，认为“一切观念论 都有其片面真理”。他从孔子的“正名”进一步论述了观念论(唯心论)的优点和机械唯物论的缺点。他指出：“观念论哲学 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 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5]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十分深刻，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的思想完全一 致。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 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 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与中国革命面临着强大的敌人有关。面对强大的敌人，弱小的革命力量若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那就 有被消灭的危险，更谈不到去战胜它。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对 理论的意义和人的自觉能动性均有独到的论述，有力地批判了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正因为毛泽东有来自革命实践的感悟和深 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他才能对孔子“正名”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对唯心论的优点和机械唯物论的缺点作出精当的论析 。诸多的哲学史家无毛泽东那样的实践感悟和理论基础，因而也就写不出毛泽东那样精辟的论断。可以说，毛泽东对“正名” 思想的评述以及由此进而对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论析，这在孔子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是前所未有的。

　　毛泽东在晚年依然十分重视理论的作用，重视“正名”。他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其实质也是“正 名”工作。他在肯定的意义上引用《论语》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话。《论语·子路》记载：鲁定公问孔子：“一 言而可以兴邦，有诸？”“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回答：说话不可以像这样地简单机械，不过有的话若照着去做了，便使 国家兴盛或丧亡。1963年5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讲“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时说到的：“&ap os;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就是说精神变物质。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 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毛泽东重视“正名”，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其 出发点无疑是好的，问题是他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结果导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 悲剧。这又一次告诉我们，“正名”首先要“实明”，“实明”才能“名正”，“名正”才能“事成”。我们要汲取“正名” 问题上的这一教训。

　　陈伯达的论文重点是批判孔子“正名”的唯心论性质及指出其阶级实质，而未说到其长处。毛泽东上述论述是针对陈 文的不足而发的。毛泽东在结束他对“正名”思想的评论时特别提出：“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6]毛泽 东这句话更明确地告诉我们：对孔子及历史上的一切哲学家的研究，不仅要指出其思想的错误和历史的局限性，而尤其重要的 是要注意发掘和吸收他们思想中正确的、合理的、积极的因素和片面的真理，以丰富我们今天的思想，为今天的现实服务。研 究历史，研究他人，批判是必要的，不能拜古，不能崇洋，但批判本身不是目的，从中汲取智慧、经验和教训，古为今用，洋 为中用，这才是目的。

　　总之，毛泽东对孔子“正名”思想的论析，语言明确，意蕴深刻。他的许多论述，发前人之未发，今天读来仍觉新鲜 ，仍受教益，为我们正确对待人类文化遗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作者简介]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原研究生院院长，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胡适.胡适文集：第6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3，270.

　　[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2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66-67.

　　[3]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J].解放，1939，(69).

　　[4][5][6]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44-145，145，145.

　　摘自：《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