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发现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两份史料

　　田子渝

　　最近笔者在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查阅资料时，发现了毛泽东1925年12月26日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 身分，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关于上海〈民国日报〉审查结果报告》(档案号：汉12753)和1927年他以国民 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的身分，与常委邓演达、陈克文起草的《土地问题草案》(档案号：类号484/275)。这两 份珍贵史料没有收

进大陆权威版的《毛泽东年谱》，因而鲜为人知，现作一介绍，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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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于1925年12月26日写的报告书不长，特全文录下：

　　上海《民国日报》自去年第一次全国大会议决收归党办两年以来，自始既不能完全代表本党，编辑委员长叶楚伧始终 不能认识本党政策，以致常有荒谬言论。该报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之外来电常常加以压抑，或删削不肯尽量登载，以致有 同一之文电、或新闻，《民国日报》不肯登载，别家报纸反肯登载之事。去年江浙战争该报完全抛弃本党地位，极力拥护安福 系卢永祥，有“义存卢存，义亡卢亡”之语。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压迫数千工人流离失业，时该报为之大登压迫工人有理之广告 ，工人之新闻则拒绝登载，或删节而后登载。五卅运动中该报反帝国主义之宣传尚不及研究系之机关报。近数月来本党在广东 方面与帝国主义反动分子、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革命的争斗，凡属重要消息，该报均不肯发表，以致各地党部及社会均不明 白广东真相，而对于孙传芳之战事消息则占满了篇幅。自十一月十二日起该报竟公然拥护北京右派会议，攻击广州中央及国民 政府，完全站到反动地位，其言论记载荒谬已极，以较上海申(报)、商(务报)等报对于本党的态度该报还差得多。处置之 法，该报现以租界为护符，本党势力之所不及，无从加以纠正或惩罚，惟有在上海另办新报，以为本党言论机关之一法。至新 报如何办理，当另案计划。奉函审查该报并拟具办法见复等因，兹将审查并办法结果报告如右。此复中央执行委员会。

　　背景介绍：上海《民国日报》是1915年创刊的，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报纸，1919年10月，中国国 民党成立后，即改为国民党的报纸。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上，决定将该报成为改造后的国民党机关报。由于国民党上海 执行部既有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施存统、罗章龙、邓中夏等共产党人，又有国民党右派茅祖权、叶楚伧、戴季陶、何世 桢等，因此执行部内斗争不断。这种斗争直接影响到上海《民国日报》，因为该报的编辑委员长叶楚伧是国民党右派，所以长 期以来该报政治态度始终带有妥协色彩。对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早就十分不满。1924年9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于树德提出“重申本党纪律决议案”，指出《民国日报》曾有“中国并不侵犯外国人既得之权利之论调，此显与本党政纲‘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相反”。在登载一篇论文解释庚子赔款应用于教育之理由时，竟用“庚子之乱”这样污蔑中国民众之措 词[1]。对民众运动，《民国日报》不登或少登，如对1924年下半年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斗争事件就是一例。9 月9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资方图谋解散工会，指使工贼借故开除两名工会女工代表，激起工人一致罢工。21日，上海各团 体议决成立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罢工后援会，声援烟草公司工人的斗争。25日，资方用武力夺取工会会所，开除工人达17 00多人。这场斗争坚持到11月份，上海各团体组织“南洋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募款救济失业工人。正当社会各团体声 援南洋工人斗争之时，《民国日报》非但不刊登工人的斗争和各团体的声援，反而刊登《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造厂启事》、《 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新任委员启事》等，攻击工潮“乃有少数人乘机鼓动罢工”[2]，罢工是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中的不觉 悟分子“无端激起纠纷”等[3]。对五卅运动的态度亦如此。特别是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11月国民党右派非法召开 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对国共合作。11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西山会议的通电，宣告了它完全成为西山会议 派的宣传喉舌。接着刊登有关西山会议的消息，肆意攻击广州国民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并发表《告国民党全体同志》(11 月27日)、《再告国民党全体同志》(11月30日)等评论。12月3日，《民国日报》发表社论，公开为国民党右派分 裂革命阵营的罪行辩护。在此前后，它还不断发表文章攻击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攻击国共合作。12月13日，西山会议 通告接管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并将“中央委员会”移至上海，环龙路44号上海执行部遂成为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党部”，至 此《民国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右派的宣传工具。

　　这一切引起坚持孙中山革命路线的国民党中央极大忧虑和强烈愤慨，它要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审查上海《民国日报》 ，并提出处置意见。于是就产生了这份报告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在第130次会议上决议，将毛泽 东的报告书转发海内外各级党部，“俾共了然于上海《民国日报》已非本党之机关报”[4]。1926年1月1日由张光祖 主稿，谭平山、林祖涵签发，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字第11号信发出，将以上情况函告海内外各级党部，并附上这份报 告书。

　　鉴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被西山会议派所控制，国民党中央决定另成立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1926年1月1日成 立)，由恽代英担任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宣部曾指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向上海法租界当局申请办新的《民国日报》，因法租界 当局不予批准，加以经费没有落实，此事遂作罢。其宣传由《中南晚报》来承担，由沈雁冰介绍高尔松(共产党员，国民党江 苏省党部工作人员)做编辑，负责政治评论。《中南晚报》发行几个月后，因租界当局迫害而被迫停刊。

　　这份报告书的意义：第一，表明毛泽东是反对西山会议派的中坚。如前所述，由于国民党的右派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不仅人数多，而且占主导地位，因此上海执行部内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一直十分激烈。毛泽东曾担任国 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代理主任、组织部秘书等职，深知国民党右派破坏孙中山的联俄，与共产党合作政策，分裂国共 合作的祸害，与叶楚伧等经常进行斗争。1924年7月，他因受国民党右派的排挤，辞去组织部秘书职务。7月21日，他 以中共中央局秘书和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联名发出的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分析了国民党右派反共的严重形势，指出对 国民党非革命的右倾政策，必须加以纠正，必须将工人农民学生和社会各团体的实权控制在我们手中，以巩固共产党在国民党 左翼之力量。1925年19月13日他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3次会议，会议针对戴季陶擅自出版的《国民革 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通告各党员：这本书为个人意思，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 ，不能发表。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将戴季陶调来广州工作的提议获得通过。同年12月5日，他在担任主编的《政治周刊》创 刊上，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这份报告书与他一贯反对国民党右派，特别是反对西山会议派的 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可以与毛泽东发表的《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简称《处置》)互为补充。《 处置》是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发表在《政治周报》第3期(1925年12月20日)上的。《处置》其实是报告书的 翻本，内容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报告书属党内文件，无须政治宣传，《处置》则属政治文章，对上海《民国日报》的右转， 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等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从11月20日起，即从登载北京右派会议的通电之日起 ，已经宣告做了反动派的机关，宣告脱离了革命的国民党，宣告与帝国主义军阀从此妥协，宣告做了帝国主义军阀宣传机关之 一种。”“该报自从11月20日表明了‘正式反动’以后，连日做了许多攻击左派的宣传，这自然是该报的本分。因为该报 如果不做攻击左派的宣传，便不能取得右派机关报的资格，便不能向上海工部局和北京段祺瑞邀功使他们承认该报的反革命的 资格，便不能达到该报反动的目的。”文章最后刊登了12月国民党中央派员查办《民国日报》的决定，并通电各级党部申明 该报之反动荒谬行为。这样，通过报告书和《处置》，我们对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对上海《民国日报》进行审查和处置 的全过程就有了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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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份史料是毛泽东与邓演达、陈克文共同签署的《土地问题草案》(1927年春)。全文如下：

　　本党总理在同盟会时代，即注意到非解决农民问题中之土地问题，革命不能彻底成功，当时所提出的口号为“平均地 权”。但平均地权仅能限制大地主之垄断土地，仍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故后来更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总理在民生 主义的演讲中，及对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训话中，均极力发挥耕者有其田的重要。以为必定为要耕者有其田，才能彻底解决农 民的痛苦，必须彻底解决农民的痛苦，革命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才能使革命彻底成功。所以，总理在民生主义演讲中说：“ 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了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但是，总 理并不主张在革命开始的时候，毫无准备，即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而且在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重重 压迫底下的农民，他们第一步所急于需要解决的还不是土地问题，而在推翻那些解决土地问题的障碍物。所以本党在总理指导 下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政纲与土地有关的只有“应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及“整理耕地”的规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农 民政纲关于土地问题之决议，亦只有“从速整理耕地”及“清理官荒分配于失业之贫农”的明文。去年联席会议决定之最近政 纲，与土地问题有关者，为：(一)统一土地税则废除苛例；(二)省公有之地由省政府拨归农民银行做基金；(三)荒地属 省政府应依定章分配于贫苦农民；(四)政府应帮助农民组织及发展垦殖事业。这些政纲都未能达到总理“耕者有其田”的主 张。现在客观事实的需要已经进了一步了。一年来农民解放运动，因农民自己的努力和本党的领导，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本 党以前所定的农民政纲，虽然还是很普遍的为农民所要求实现而没有实现的，但是事实上有许多地方的农民，确有进一步的要 求，本党以前所定的政纲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了。这个进一步的要求是什么呢？便是“耕者有其田”。

　　我们试留心的看一看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农民已经组织起来了，已经协助本党取得了一部分的政权，打 倒了军阀和一部分土豪劣绅。但是他们的生活还不是和从前一样吗？痛苦还不是没有解除吗？农村中被驱逐于职业界外以至流 为土匪、乞丐或卖身于国外资本家的无产者，不是一日一日的增(加)吗？半无产的部分即虽有若干土地或资本，但收入不够 支出陷于负债地位的农民，这一部分半无产的农民比无产部分数目更多。这些全无土地资本之贫农，我们提出减租减息减税等 口号，简直和他们不生关系，既半无产的贫农，这些口号所能给他们的利益亦属不多。这许多农民在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后 ，他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样的贫苦农民，在农村中是一个极大的数目，占全农民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我们将怎样去解 决他们的问题呢？他们现在已经到了要求土地的时候了，总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已经到了要行动的时候了。并且在北方各 省的红枪会、大刀会、连庄会和以前的白狼(朗)、老洋人等，更是很大的贫农群众，其形势之严重过于南方。我们的革命势 力不久便要到北方各省，北方的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也会要立刻发生，所以本党目前对于土地问题，应该有一个充分的准备。 因此，此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有下列各项的议决：

　　(一)组织土地问题委员会于最短期间内计划解决土地问题的解决。

　　(二)各省省政府须于短时间内将全省的土地情形调查完毕。

　　(三)省政府须从速设立农民银行以年利百分之五贷款给农民。

　　《土地问题草案》是毛泽东与邓演达、陈克文拟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关土地问题的文件草案。具体时间不 详，但从文件的卷宗来看，放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简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档案内，由 此判断当在1927年1月至2月之间。

　　众所周知，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土地问题又是农民问题的核心，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武 汉国民政府时期均有十分清晰的认识。这份文件正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这个重要问题高度重视的产物，并试图解决土地 问题的一次有益的探索。

　　草案的基本思想也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对农民运动和土地问题的认识和看法。毛泽东在1926年、1927年7月以 前，将很大注意力放在农民问题上。其间，他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书记、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国民党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委、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党土地问题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参与起草了有关土地 问题的重要文件。

　　《土地问题草案》是其中的一份。该文件有3页，约1400多字。草案不是一个成熟的文件，而是一个过渡性文件 ，只要将它与《对农民问题宣言》、《农民问题决议案》、《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比较一下，这一点更加明显。在今天来 看，这个文件还不够成熟，也没有提出十分明确的土地政策，可以看成是为国民党制定土地政策做准备的一个文件。但正是它 的过渡性，对我们研究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对土地问题的演变和毛泽东对土地问题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回顾国民党对土地问题政策的演变。《草案》指出在同盟会时代，孙中山提出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是“平 均地权”，它是民生主义的第一件事，其蓝本是美国亨利·乔治的单一税。这是他企图从经济领域着手解决中国封建经济制度 的一个根本办法。但在中国不解决保护封建经济关系的政治制度之前，单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只是空想，因而被列宁称之 为主观社会主义。孙中山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强调政治革命，后来进行了国民革命。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修正了三民 主义，其中对民生主义加进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新政策出台十分重要，成为后来被毛泽东归纳为新三民主义重要标志之 一。如何将孙中山的土地政策成为现实，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孙中山的继承者在进行北伐战争前后，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从国民党一大的“应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及“整理耕地”的规定到二大的“从速整理耕地”及“清理官荒分配于失业之贫 农”的明文，直到1926年10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作出的四项有关土地问题的决议，虽然有了进步，但仍 没有达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第二，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紧迫性。北伐战争是在敌强我弱(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是7∶1)的态势下展开的，为什么 半年的时间，北伐军就从广东打到中国的中部，解放了武汉、南昌，兵锋直指南京、上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获得了粤、湘、 鄂、赣等省的农民的有力支持。所以农民问题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但严酷的现实是，农民的生活状况却没有任何实质上 的变化。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土地问题。所谓解决土地问题实质上就是要改变统治农村数千年的封建经济基础。这场 深刻的社会革命，不仅引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对，而且在革命营垒里也引起了大震荡，不仅国民党的右派和中派加以反 对，就是一些左派也摇摆起来。

　　《草案》则鲜明地站在广大的贫苦农民一边，指出，农民自己已经组织起来，并取得了一部分政权，打倒了军阀和一 部分土豪劣绅，但他们的痛苦还没有解除，生活与从前没有什么不同。破产的农民沦为无产者，不是一日一日地增加吗？半无 产的农民虽有若干土地或资本，但收入不够支出，他们比无产者的人数更多。这两部分的贫苦农民占全农民人口60％以上， 而国民党提出的减租减息减税等政策，简直与他们不发生关系。现在他们要求分配土地。革命很快就要发展到北方，北方有更 多的贫农，其形势比南方要严重得多，对土地的要求也将发生，因此国民党对于土地问题应该要有充分的准备。这个立场与毛 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主要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呢？这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来讲，是一个难题。这是因为当时主要的敌人是北方的奉系军 阀，西边有四川军阀，虽归顺了武汉国民政府，但形势依然严峻；东面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而进行土地革命又牵涉到北 伐军许多军官的切身利益，因此《草案》对此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决议是，组织土地问题委 员会指定土地问题的办法；各省政府将全省的土地情况调查清楚；作为应急办法就是从速设立农民银行以年利5％贷款给农民 。

　　4月2日国民党中央问题土地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与邓演达是其中的灵魂。该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草案》精神 “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村间普遍的革命现象，然后可以推翻社会的封建制度”[5]。土地问题 委员会举行了多次会议和扩大会议，制定了《解决土地问题之纲领》、《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决议案》等。在毛泽东等向国民 党中央提交的《土地委员会报告》中指出：“目前革命的需要，土地问题急待解决已为众所公认，但解决办法是否立刻将全部 土地系数没收为国有，抑为部分的没收颇多讨论，结果认为理论上土地须全数收归国有本毫无疑义，但目前客观事实、全国的 政治环境及农民本身的力量均不许可做到全部土地收归国有的地步。在现在的客观事实中，只能做到政治的没收(部分没收) ，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均应加以保障，地主及佃农制度尚未能完全消灭。根本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亦非中央会议所能详细 规定，中央只能规定一种原则，详细办法应斟酌各省实际状况，由各省自行拟定。”[6]事实上，在政治制度没有得到根本 解决之前，土地问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遗 愿才得到了彻底的实现，而且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农业经济发生了历史性跨越，实现了小农经济向农业现代 化的转型。

　　(本文作者湖北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

　　[1]转引自李云汉著：《从容共到清党》(上)(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第334～335 页。

　　[2]《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造厂启事》，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9月20日，第1版。

　　[3]《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新任委员启事》，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9月27日，第1版。

　　[4]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海内外各级党部函，1926年1月1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号：汉127 53。

　　[5]转引自《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1页。

　　[6]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土地委员会报告》，1927年5月9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 ，档案号：类号484/170。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