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先进文化论纲(上)

　　陈晋

　　[摘要]毛泽东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和实践，经历了从农村文化到苏区文化，从抗日文化到延安文化，从新民主主义文 化到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来龙”、“格局”和“去脉”的构想和实施这样几个大的转折。这一过程确立了 毛泽东在中国文化转型中的历史地位，并典型地体现了五四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先进文化的探索历程和前

进轨迹， 展示出先进文化的历史内涵是如何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其文化探索的失误也警醒于当世。中国先进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在 新时期以来获得了诸多方面的拓展和创新。

　　小引：偶然中的一个必然

　　翻阅八卷《毛泽东文集》，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巧合。

　　第一卷的开卷篇，是毛泽东1921年元旦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主旨是在对各种名目的“社会主义” 的比较研究中，确立一种社会改造方法。除了《文集》选收的内容，这个发言还谈到，“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 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那时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已经从吸收和传播走向了选择，走到了实践的门 槛，而毛泽东则刚刚确立自己的终生信念。

　　第八卷的终卷篇，是毛泽东1975年7月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谈话和批示，主旨是要打破文化专制气氛，恢复 “双百方针”。那时候，毛泽东发动的以“文化”二字命名的“大革命”快要走到了尽头，他的生命也快要走到了尽头。

　　以“文化”始，以“文化”终，对于《毛泽东文集》的编选者来说，自是偶然之事。但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 ，在一生探索中和文化课题结下了不解之缘，却是事实。

　　如果把考量的眼光前溯和后延一点时间，也多少能体会到这种偶然中的必然。例如，1920年夏天，在毛泽东说自 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时候，他的第一个举动，是创办传播和呼唤“新文化”的文化书社，并由他自己选择书籍货源。而毛 泽东一生关于文化问题的最后关注，是1976年的春天。一是这年2月给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的信，谈唐代韩愈的思 想和李商隐的诗歌，主旨是希望克服文化史研究中的武断倾向。一是这年4月，他在毛远新送阅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 反动诗文原件选印》上的批示，认为“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这个批示虽说是政治含义大于文化含义，但毕竟针对 的是一场政治事件的诗文载体。以上说的两件，都收入了13卷本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而后一件，是全书中留有毛泽 东手迹的时间最晚的一份文稿。

　　56个春秋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生涯，依然是以“文化”始，以“文化”终，给后人遗留下可圈可点的宽阔的文化空间 。

　　当然，在毛泽东的视野和论述中，因时因地，文化是或大或小之题；但在他一生的探索中，如何创造和发展与社会变 革和历史发展相适应的先进文化，却始终被视为可大可久之基。

　　所谓先进文化，是相对于落后文化而言，并总是在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化的冲突中体现出来。它的基本特征，大体 有三个：一是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即人们常说的人民性。一是适应社会实践需求，并体现社会实践的真谛，即 人们常说的科学性。一是有益于历史发展，并成为导引社会进步最活跃和敏感的精神动力。由此观之，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 有着自己的先进文化，并且代表着历史的前进方向。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及诸子学说，反映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要 求。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启蒙运动，为法国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廓清了思想障碍。而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从“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选择，到以提倡科学和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体现了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先进文 化的演变轨迹。

　　现在，人们熟悉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80年奋斗中，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论断显然 包含着丰厚的历史内涵。毛泽东在五四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文化探索，可视为对这个论断一个比较典型的印证。梳理一 下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和实践历程，也多少能够让人们体会到，先进文化的历史内涵是如何与时俱进， 不断发展的。

　　一、从农村文化到苏区文化

　　1、“反向认同”：在中国农村社会土壤上面对的文化现实

　　毛泽东挟带着五四运动前后接受的文化资源，所融炼的文化品格，走进了革命家队伍。但是他富有个性和创见的先进 文化之路，则是从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土壤上走出来的。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和他留下来的农村调查文稿，从1925年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到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 ，他赴农村的调查活动，当不少于16次。这10年，正是他从一般的革命家成长为一个对中国革命具有独到见解的革命家的 关键时期。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文化对传统的积淀，无疑要比多少有了几分现代气息的中心城市浓厚得多。毛泽东的农村调查， 完全可以看作他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历史及现状的透彻摸底和解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农村文化观。 对一个革命家来说，获得这样的农村文化观，更有益于他了解一个真实而又广阔的中国。

　　从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到1927年春天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多次申明自己的一个 认识：五四以后，新文化进入农村受到阻碍，不仅地主阶级反对“新学”、“洋学”，一般的农民也对之“表示冷漠”，“是 一向看不惯的”。造成这种文化上的“反向认同”的原因，除了由于传统的积淀过于深厚，和民间社会意识变革的滞后外，还 在于新的东西不能够进入农民的生活，不能转化为农民实际的需要，从而使农民难以从感情和心理上去欢迎新文化。

　　第一批走向农村的共产党人，所面临和要改变的，就是这种“反向认同”的文化现实。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 东自然要用新的世界观来改造农民的传统意识，克服他们思想和文化习俗中的落后消极因素。但是，作为置身于小生产者的汪 洋大海的政治家，尤其是一个曾受到农民文化浓厚熏陶的政治家，毛泽东又不得不表现出某种灵活性，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适应 乃至迁就农民文化的某些局限性，否则，他就根本无法想象对农民进行广泛的社会政治动员，很难为先进文化在中国农村文化 土壤上的传播和运用拓展契机。对此，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 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 。”可见，毛泽东在主观上相当自觉地意识到，农村文化的改造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必然要滞后于对农民的直接而功利的政 治动员。

　　关键问题是，怎样把先进文化的传播和农民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

　　2、从农村文化到苏区文化

　　在毛泽东的描述中，1927年农民运动高潮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上述“反向认同”的文化现象。他把族权、神权和 夫权这几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同政权一道，看成是维系农村地主政治和束缚农民的四大绳索。毛泽东高兴地看到，支撑封 建制度的这四大根基，在新兴的农会势力面前，发生了动摇。比如，农民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克服原有的不良文化习俗，不再 完全相信坟山神气，禁赌，禁止演唱一些淫亵的花鼓小戏，以及女人冲进祠堂吃席等等。在教育上，农民也从反对“洋学”转 向“大办其夜学”。从这些变化中，毛泽东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值得注 意的是，也正是有了“地主势力一倒”，才可能有农村文化的新气象。

　　农民的文化选择，永远是非常实际的。他们对旧文化的放弃，对新文化的欢迎，主要是因为农民运动给他们带来了经 济和社会地位方面的许多好处。一旦好处不得巩固和扩大，社会革命的洪流一旦退潮，整体上说，农村文化也常常会恢复传统 的常态。当然，其中比较先进的人群，特别是一些农会骨干，也会留存住美好的记忆和蕴藏热情的星火，等待下一次的点燃。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选择的土地革命，便是点燃农村先进文化之火的那根火柴，并使农村文化凸现出一种特殊的 新气质，本文称之为苏区文化。

　　毛泽东1933年11月写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便描述了农村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以后，由于政治 、经济关系的变化，苏区文化的新气象。诸如乡苏维埃组建了教育、卫生委员会等群众团体；每个村都设有宣传队，都有列宁 小学，长冈乡还办了九个农民夜学，每村都有一块钉在路旁屋壁的识字牌；每村都有一个俱乐部，俱乐部还演新戏；农民们被 编入卫生班，甚至编演文明戏来宣传卫生运动等等。在说完长冈乡的“文化运动”之后，毛泽东还提出，“每个乡苏维埃都要 学习长冈乡的文化教育工作”。

　　30年代前期，按新型的革命理念推进的苏区文化，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雏形。它以具体的 文化形态促进了苏区农民的思想启蒙。苏区文化对千百年来只靠私塾、宗祠、庙会、年节乃至巫婆神汉，来周而复始地演绎和 延续“文化香火”的农村来说，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充满着新鲜感，体现着先进性。

　　3、苏区文化的先进性内涵及其局限

　　苏区文化更为先进性的内涵，体现在革命队伍的文化建设当中。

　　每个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农民，必然经历一个人格的考验和信仰的锻造过程。如果说革命实践是人格精神塑造的“ 工场”，那么，革命实践所催生的先进文化，则是这个“工场“不可或缺的精神燃料。

　　苏区时期，能够在革命队伍中发挥这些效应的先进文化，其基本内涵大致可分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有关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认识，以及有关方针、政策的制定。例如，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关于工农武装 割据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论述，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提出的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方针政策，以及 重视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等等，都是对先进文化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具体化，从而对中国革命实践在整体 上发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个层面，则是对新型的道德价值观和精神作风的倡导。如引兵井冈山以后，毛泽东针对红军政治思想工作提出和 创造的官兵平等，党指挥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对自由主义，克服传统农民起义的流寇习气，高扬革命英雄主义的荣誉感 ，以及明白为什么打仗、为谁牺牲等等。

　　以上两个层面的先进文化，一旦为红军官兵接受以后，即可转化为灵魂深处的忠诚信念和空前的战斗力。

　　苏区文化的先进性内涵第三个层面，就是在反映、表达和传播上述先进思想的过程中，形成和创造的方式、载体，即 狭义的具体的文化工作形态。在毛泽东看来，它能够有效增强先进思想的感染力，并与一般的政治宣传功能相重合。从这个角 度讲，文化工作和政治宣传一样，其对象都主要是一个人的问题：即教育人，感染人，动员人，提高人的素质。这是毛泽东成 为革命家以后的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集中体现这个特点的，是毛泽东写于1929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为了改 变宣传工作被红军官兵看成”卖假膏药的“的现状，他突出地强调要发展红军的文化工作。具体设想是：宣传部门要征集并编 制表现群众情绪的各种革命歌谣；把全军的绘画人才集中起来工作，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宣传部门还要多设“化装宣传 股“，以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化装宣传；要把革命故事、革命歌曲及各种图报，”很艺术地编制“成课本发给士兵。此外，毛 泽东还提倡在士兵中广泛地开展游艺活动，并具体设想了捉迷藏、踢足球、音乐、武术、花鼓调、旧剧等六种活动。这些要求 和设想，在当时还是比较多地实现了的。在一些职业文化人(如瞿秋白、沙可夫、冯雪峰等)进入中央苏区后，比较专业的文 化运动也逐步兴了起来，如成立了工农剧社和工农歌舞团等等。

　　苏区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是：在形式上大多以群众娱乐为载体，在内容上大多以适应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的政策需要 为主题，在功能上则主要发挥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的作用。

　　当然，苏区文化的规模和影响有限，同中心城市的左翼文化相比，层次也不高。此外，其内容气质也不是没有局限性 ，而且，这个局限性还非常明显。诸如对苏联文化的照搬，过分强调“布尔什维克化”。仅从文化教育角度看，普通教育都叫 列宁小学，艺术教育有高尔基戏剧学校，政治理论教育上则办了一个名头很大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某些“左”的政治 、经济政策(政治上如何看待中间力量，土地政策中对待富农的问题等)，对文化政策也有消极影响，并在文化建设上有所反 映。

　　二、从抗日文化到延安文化

　　1、从苏区文化到抗日文化：与时俱进的选择

　　毛泽东以领袖身份作的第一个关于文化问题的专门讲话，是1936年11月22日的《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 的讲话》。这个讲话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承上启下地体现了从苏区文化到抗日文化的转折。“团结抗日”，是毛泽东在讲话中 揭示的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先进文化的新内涵。为了推动这一文化转变，他还希望此前被分割在中心城市和苏区农村的两股文化 资源，汇聚成一股合力，并提出两个“发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抗日文艺是 抗日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这个口号，目　　的是扩大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先进文化的群众基础和文化资源。

　　如果说苏区文化是一种阶级形态的文化，那么，抗日文化则是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相结合的文化。在政治经济上，“ 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1]。在文化建设上，则明确宣示：现在国民教 育的方针是民主主义的。过去中央苏区的国民教育的方针是共产主义的，文艺政策是共产主义的，都不对。[2]这些理论认 识和政策实践，无疑是与时俱进的变化和成熟。

　　说从苏区文化到抗日文化的转变是个成熟，很自然地牵涉到怎样看待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间力量的问题。在这方面 ，土地革命时期有过严重教训。极“左”的鼓动，关门主义的态度，拒绝和吓退了不少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当 中不乏本来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人。因此，“在30年代'左'倾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党是很孤立的”[ 3]。事实上，这也是很少有知识分子到苏区参加新型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苏区文化运动时，也反思说， 当时“对知识分子没有大量地吸收，吃了亏”[2](P，207)。

　　抗日文化的确立，表明先进文化的历史内涵发生了变化。是否属于进步的思想文化，首先要看它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否 配合抗日战争这一最大的政治形势，是否反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最根本的民族利益。各种文化活动及其精神产品是 否进步，首先要看它是否承载了爱国主义感情和民族主义立场，是否有益于动员各阶级和各阶层的人们投入抗战的洪流，是否 有益于反对一切投降卖国的汉奸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做文章、画图画、演戏、唱歌，都要表现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4]“新闻、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1](P，348)。这里说的 “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合于国防的利益”，无疑是抗日文化的基本主题，是不同阶级、不同观点、不同题材、不同风 格的文化追求，在抗日文化的旗帜下应该和能够拥有的共同空间。

　　在文化创造面临转型，先进文化的时代内涵发生变化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和实践，在调整中获得了 与时俱进的发展。设想一下，当时如果不作这个调整，没有这个发展，不及时主动地通过建立文化上的统一战线，来倡导和营 造一种有利于推进全民族抗战的文化思想、文化形态和文化氛围，中国共产党还能不能挺立时代前进的潮头，去代表先进文化 的前进方向呢？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更广泛地团结知识分子，从而成为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选择的凝聚核心呢？还 会不会出现抗战初期大批知识分子宁愿抛弃城市里的优越生活，奔赴被称为“灯塔圣地”的延安的热潮呢？

　　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

　　2、抗日文化的多层格局：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

　　由于抗日文化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文化，因而其构成也就呈现出多层格局。弄清楚这个多层格局，我们就不难体会到创 造和发展先进文化的一个规律性的启示：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

　　抗日文化的多层格局，首先表现为其创造主体--知识分子及文化人的多层和多样。早在1936年9月致蔡元培的 信中，毛泽东便开列了一个“统此致讯”的“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的七十人名单，里面就有不少身处国统区的头 面文化人。按时下学术界的划分，有的属于文化上的激进主义(郭沫若、茅盾、李达等)，有的属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章士 钊等)，有的属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文化选择以及思想倾向尽管杂然纷呈，但毛泽东都希望他 们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从文艺界的情况来说，毛泽东还提出，无论是主张现实主义的，还是主张浪漫主义的，无论 是属于唯心论范畴的“艺术至上主义”，还是被鲁迅批评过的主张超阶级性的“第三种”人，都可以组成文化上的统一战线。 [5]在根据地文化建设上，由于当时的文化教育是“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故“ 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1](P，7 68)。凡此等等，目的只有一个，扩大抗日文化建设的人才资源和群众基础。

　　广泛的联合，必然使抗日文化内部呈现出先进性高低不同的梯层结构。对此，毛泽东在1942年提出了抗日文化内 部的“革命性是从低级的到高级的”组合的观点。他说：对大地主讲马列主义他不来，讲民主他也不来，讲抗日他就会来，我 们只取他们抗日这一点。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一样，他们要搞民主，讲马列主义是不来的。就小资产阶级整个阶级来说，他们也 不是搞马列主义的。只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化了的知识分子，才真正相信和实行马列主义。因此，“讲革命性是从抗日到马 列主义，即从低级到高级”，在文化艺术上，“我们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样，也是从低级到高级”[5](P，429)。 这里说的“革命性”，就是抗日文化的先进性的意思。

　　根据地社会精神风尚的建设，便明确地体现了从低级到高级的组合。那时，主要抨击的是那些抽大烟的、二流子懒汉 、为富不仁者、不讲孝道的人等等，突出宣扬正直、勤劳、节俭、廉洁这些农民的传统美德。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吴满有，便是 一个勤劳致富的典型，中国共产党还向全边区农民提出了“吴满有方向”的号召。1944年5月1日，晋察冀边区模范妇女 大会发表的宣言，列举了各种类型的模范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支前模范、“子弟兵母亲”戎冠秀，也有被称为“建设新民主主 义的家庭”的模范王世英。而王世英却是个乡绅家的主妇，她的模范事迹，主要是治家有方，对家里的雇工很好。[6]

　　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性从低级到高级的组合，实际也是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大体说来，在高扬民族尊严，反对帝国 主义侵略这一点上，和所有的文化联合起来，其范围最大。在民主与科学这一点上，团结起来的范围就相对小一些。在马克思 主义的基础上，进而在具体的文化主张及文化品格上团结起来，范围就更小了。层次的高低和范围的大小，自然也传达着先进 性的强弱。

　　3、抗日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关系

　　以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为界，抗日文化可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内部的团结多于斗争，后期则争 论和斗争不断。毛泽东在1940年初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回答和反驳此前 在思想文化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攻击。正是在这一里程碑意义的论著中，毛泽东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张，并概括 了它的三个基本特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毫无疑问，这三个特征，同样适用于属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范畴的抗日文化。不过，由于抗日文化是在全民族抗战中形 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实际上存在了八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加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在 局部范围内的抗日文化现象(如文化界的救亡运动，《义勇军进行曲》这样的救亡作品)，也只有十年多一点的时间。而新民 主主义文化，则是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在文化上的反映。因此，抗日文化是阶段性的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1](P，663)的一个总体概括 。抗日文化的政治主题，指向比较明确和具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解放)，于是包容性也就相对宽泛。而新民 主主义文化的政治主题，不仅是反帝实现民族解放，而且还要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社会和人民的解放。

　　从这些联系和区别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文化基础上，在统一战线文化中 倡导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4、关于文化领域的自由主义和复古主义

　　说到自由主义的文化选择，自然要想到胡适等人。

　　毛泽东1923年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曾把胡适、黄炎培作为“新兴的知识阶级派”代表人物，定位于“非 革命的民主派”，提出要同他们合作。龚育之在《毛与胡适》一文中说，这“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贯穿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之中”。我的理解，可以用这个判断来确认毛泽东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对胡适派及其思想的基本态 度。此外，胡绳晚年也曾把胡适作为国共之间的中间人物的一个代表来评价，认为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在国 民党公开否定民主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的时候，胡适这些“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3]？

　　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间派”这一政治定位，同样适用于思想文化上的定位。他们尽管不信仰甚至反对马列主义 ，但在抗日文化建设中，他们对于反对复古，反对封建传统，反对汉奸文化，反对愚昧迷信，反对当时政治上的一党专制、特 务统治和文化专制主义，都有重要的和现实的作用，自然属于先进文化的一个层面。

　　具体说来，自由主义在强调科学和民主方面，是可以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重合的。沐浴欧风美雨的自由主义文化人， 大都是反对专制压迫的民主主义者。而共产党从事社会革命的一个前提，就是反封建，要民主。毛泽东在1944年谈到“解 放个性”的时候，就明确说这个主张“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内容，进一步说，“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 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7]显然，从具体的个性解放，到更宽泛的民主主义，被当作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前 提。在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承认和强调同自由主义者在民主问题上的重合点，并不是一种临时的政 治策略，历史的本质就是如此。当然，在怎样改造中国社会(革命还是改良)，和把中国社会改造成什么样子(资本主义方向 还是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上，双方还是争论多多。

　　从历史渊源看，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一样，在中国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产儿，都是鲁迅说的“别求新声于异邦 ”的文化选择的结果，因此，双方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都有着充满感情的认同感。而一生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抱好感的 蒋介石等人，却一直申明，五四以后，无论是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文化主张，还是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文化主 张，都是不合中国实际的错误选择。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就明确宣称：“所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 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这样抄袭附会而成的学说和证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 根本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

　　显然，这一派文化主张的实质，就是保守主义。它一旦同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沾连一气，便走向极 端，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古主义。因此，在抗日文化的统一战线中，同这股思潮的公开论战就不可避免了。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从1934年他发起“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他称这一运动为“固有文化的复兴 运动”，实际上，是在以文化复兴的旗帜下堂皇进行的一场以强化统治效能为目的的思想统治运动。抗战开始后，这一思潮更 是甚嚣尘上，强调“吾先民所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为救国之道德”，中国“今日之衰弱式微，实由丧此道 德”。明眼一看，复古主义文化思潮所针对、所反对、所否定的，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和宣传的新文化 ，就是实践新文化的人们为改造社会和寻求国家出路所付出的各种热切努力。他们所要维护和发扬光大的，则恰恰是马列主义 和自由主义都一致批判的封建专制和旧礼教、旧道德。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对复古主义思潮的批判，特别强调了要把封建腐朽的东西和古代 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940年9月5日给范文澜的信中，毛泽东进一步要求“用马 克思主义清算经学”，提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

　　文化的背后是政治。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其现实政治动因也呈匕首见。蒋在书中，宣称中国 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成了一片散沙”；中国人不是缺少民主，而是越出了“法定的界限”。他着力要效法的， 是当时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的思想统治方式，为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招魂。

　　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蒋著的危害性，考虑予以回击。该书出版仅一个月，他就让陈伯达著文批驳，这就是陈的名作 《评<中国之命运>》的撰写缘起。陈伯达完成初稿后，毛泽东又作了修改，并指示《解放日报》刊载和电台广播，还要求印 出一万五千份小册子。随后，又指示各地党委转登转印《评<中国之命运>》，还让在重庆的南方局把这本书印、译成中、英 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广为散发，“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7]( P，49)。与此同时，延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进行批判。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也就是在抗日文化 行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的时候，毛泽东还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主题，在七大上作开幕词，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 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这本书就是《论联合政府》。这是 毛泽东继《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走向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5、延安文化：抗日文化的前进方向

　　抗日文化可以划分出延安文化和国统区文化两大互动的实践区域。所谓“延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 据地文化的总称。它更鲜明更集中地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要求。

　　在延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非凡的逻辑关节点，这就是延安的思想整风运动。延安整风使全党实现了一 次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礼，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目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成了全党的共识。延安整风在清算长期 以来党内存在的照搬本本、照搬苏联经验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时，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非此即彼的形式主义文化 选择倾向(比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的全盘吸收)有了清醒的认识，并着力去克服，从而为发展建设有中 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打开了新的思路，提供了精神动力。

　　在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和确立。它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创造 注入了新的灵魂，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精神旗帜书写上了新的内容，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诸 如，在哲学思想方面，有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在革命理论方面，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 会理论，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等等；在政治经济的具体政策方面，有 精兵简政、“三三制”、减租减息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等。在道德价值观方面，也拓展出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艰苦奋 斗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人格追求的新境界、新规范、新气象。这些，都是延安文化在思想理论层面建设上的深刻变化和成熟 标志，并促进了具体文化形态层面的建设。

　　伴随整风运动向文化领域的延伸，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的思考也具体深入了许多。后来形成的延安文化形 态的一些基本要求，正是在文化界整风中，在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诸如：转变文化人的小资产阶 级立场，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为工农兵服务；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 泉等等。这些比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基本概念更具体的提法和要求，对延安文化界的触动之深，推进之大，是可想而 知的。延安文化在具体形态上的建设，也正是这些提法的出现，这些要求的实践，才形成规模，呈现出特殊品格的。就文艺方 面来说，诸如赵树理的小说，李季的诗歌，《逼上梁山》这样的新编历史剧，《白毛女》这样的歌剧，特别是普遍开展的秧歌 剧运动以及《兄妹开荒》这样的作品，都比较一致地体现了与国统区文化相异的特殊品格。至于延安倡导的意识形态和人格精 神，同国统区文化的差异，就更明显了。

　　由此可说，延安文化代表了抗日文化的前进方向。

　　6、大众化品格：延安文化的一个基本追求

　　毛泽东所期望的延安文化面貌，尽管有许多方面，但他最关心、最看重的，一个是文化形态的大众化品格，一个是知 识分子同工农兵的结合。这两个问题事实上是互为一体的。

　　所谓大众化品格，首先体现在它的内容上面，即通过文化活动、精神产品，去反映工农兵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环境 中的生活和精神风貌，去展示他们的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文化界整风以后，工农兵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知识分子写进自 己的作品，在群众中流传。这样的文化传播效果，使工农兵意识到原来自己的行为也可以像古代英雄豪杰那样被人传唱，从而 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特别是意识到原来打打鬼子冷枪，摸摸伪军岗哨，支前抬抬伤员，以及生产交公粮等，对整个民 族和国家都有着如此大的意义。对自己行为意义的自觉，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境界的提升。

　　看到这样的文化现象，毛泽东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在1944年的一次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他专门说到，秧歌 剧《赵富贵》和《张治国》到吴起镇演出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说自己想开小差 ，还讲出在自己的棉衣里缝了多少法币等等。毛泽东接着提出：“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因为它“反映了群众的生活， 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7](P，109)。

　　文化的大众化品格，还表现为面向群众的普及性文化形态。这自然与抗战以来在整个中国出现的从城市到乡村的文化 转移这个大背景有关。但对延安文化来说，这个问题显然要比大后方更为迫切，解决的方式也更为具体，因为它面对的文化土 壤和服务对象，绝大多数是略识文墨的农民。

　　为了改变陕甘宁边区上述文化现实，毛泽东大力倡导一些直接有效的群众性很强的文化建设。在新闻宣传方面，他希 望全党办报，特别是直接面对群众的墙报。在教育方面，则主要是让农民能够学会打算盘、记账、写信、写路条。在文学艺术 方面，则是发展秧歌、春联、歌曲、年画等。其他方面，还要普及卫生知识和科学常识，逐步改变农民生病了就去拜菩萨、求 巫婆神汉的习惯。[7](P，111-120)为了照顾农民的文化习惯，甚至还可以在形式上做些妥协，即不但要有新式 学校，还要利用旧式村塾；不但要有新式医生，也要有旧式郎中；不但要有话剧，还要利用旧戏班；不但要有新秧歌、新秦腔 ，还要有旧秧歌，旧秦腔等等。[8]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思，1944年11月边区文教大会通过的《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 决议》就提出：“发展边区群众艺术运动，基本上就是发展与改造农民艺术。”发展和改造农民艺术和民间文化传统，就是推 崇群众文化活动。这一“高级的思想，大众的形态”的立足点，开辟出了延安文化的新天地。

　　延安文化的大众化品格，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的”这个属性的一种表现。“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 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8](P，708)。毛泽东的这个定义，既 包含着针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民主化诉求，也明确地宣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最终归宿。延安文化在内容、形式和风格各方面， 揭示了文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绝不应该是“少数人所 得而私”[8](P，1058)的要求。

　　让毛泽东尤其感到高兴的是，正是在大众化品格的实现过程中，有助于促进解决他关注的延安文化的第二个问题，这 就是转变当时更多地接受“大、洋、古”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认知方式和情感立场，实现同工农兵的结合。在1944年3月的 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和1945年4月党的七大会议上，他两次谈到一件事：1944年春节，延安的知识分子秧歌队，到安塞 演出时，同当地的老百姓的秧歌队一起扭了起来。毛泽东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是在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之间“消除了隔膜”，并 觉得“从此天下太平矣!”

　　当然，也不容乐观。1942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的结合，定了一个过于严格的标准，就是“脱胎换骨， 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据此估计，要真正实现结合，“在中国要五十年”，而这五十年的过渡期，“ 是很麻烦的”[7](P，430)。毛泽东把结合的标准定得如此之高，把结合的过程看得如此漫长，把过渡期看得如此麻 烦，则多少反映出这个问题在他的先进文化创造思路中，占据着何等突出的位置。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这个期望越来越变成了失望，越来越觉得没有“结合”好。但这已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 事情了。

　　[作者简介]陈晋，男，1958年生，四川简阳人。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研究员，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会长。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525.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24 .

　　[3]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9.

　　[4]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38-04-10.

　　[5]毛泽东文集：第2卷[M].121-122.

　　[6]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446.

　　[7]毛泽东文集：第3卷[M].208.

　　[8]毛泽东选集：第3卷[M].1012.

　　摘自：《党的文献》2002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