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价值的经验是“密切观察”

　　无微不至

　　护士长周亚红在6月14日凌晨首次进到江卓群的病房时，第一眼没看到病人，只看到一大堆仪器。仪器之多，仅微量泵就有6台，它们控制药物输入的剂量，误差不会超过0.1毫升。另外还有心电监护仪、氧气筒、呼吸机等等。呼吸机是东湖医院特地为江卓群买的美国“840”，花了80多万元，刘水腾说，“是全世界最好的”。

　　深圳市卫生系统一度对这个病人的前景很乐观，卫生局长江捍平曾说，当地电视台可以每天报道一次治疗进程。不过电视报道并没能够持久。周伯平很快就发现，人禽流感的治愈难度远远超过了SARS。

　　在治疗成功后，东湖医院院方总结了“六条经验”。一些医生也有独立的见解，一位医生说，他认为最有价值的经验是“密切观察”。他解释说，这一条说起来简单，但是要做到如此“密切”可不容易。只是在经过了这次治疗之后，他才明白，原来病人竟需要如此程度的“密切”。

　　第二条经验，他认为是“钱”。“想到的，就可以办到”，医生们必须依靠这一基础才能创造奇迹。

　　医疗的规律总是相同的，有时不同的只是态度。在全球任何地方，一旦给病人用了大量激素，病人的血糖就会升高。袁静医生说，以往他们会认为这种升高是正常的，根本不会去干涉，这一次由于要江卓群必须活下来，他们就想尽办法降血糖，结果情况好得令医生们自己惊讶不已。

　　治疗SARS时曾有病人因呼吸机使用不当，引发气胸而致死亡，这一次呼吸机的使用被认为是成功的关键之一。她总结了一个词：无微不至。

　　到6月14日，监测证实，“达菲”等原本对禽流感病毒非常有效的药物，在超过发病48小时的时限后效果有限。周伯平因此果断开始联系人禽流感治愈者的血清。通过安徽省卫生厅，医院联络到了一个当地女患者，她当天专程乘飞机赶到了深圳。

　　东湖医院在治疗SARS时曾对一位孕妇患者使用过血清，效果良好，这是周伯平产生这一想法的基础。不过，这一办法能否在人禽流感患者身上生效，当时他仍“心里没底”。无论如何，这是最后一招。

　　6月15日凌晨1点50，200毫升的血清，“像清水一样”，被输入到江卓群的血管。事实证明，这是整个治疗过程中最关键的时刻。到早上7点检查，血液中的禽流感病毒已经很少。16日白天再检查，已经查不到了。

　　不过，江卓群生命最危急的时刻，还要出现在一周之后。由于免疫力太差，以及气管长时间切开造成感染，当月22日其呼吸衰竭加重，肺部阴影扩大，肺内的痰大量增加，体温升高，白血球升高——各种体征表明，在禽流感病毒已经被清除之后，江卓群正在因为其他原因而生命垂危。

　　痰检表明，耐药菌正在大量增加。这是继发肺炎，由“绿脓杆菌”引起。医生们明知它对各种抗生素超强耐药，还是使用了一些抗生素。数日之内，完全无效。周伯平请教了上海和国家卫生部的抗生素专家，按照建议使用了一些抗生素，仍然无效。复合抗生素，加大剂量，还是无效。

　　“多粘菌素B”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投入到江卓群体内的。东湖医院的实验室在这些天里不停地做着各种实验，这一天的实验结果表明，多粘菌素B对绿脓杆菌有效。可是新的问题是，这种美国药物没有经过国内的药物实验，不被国家卫生部许可使用，在国内停用已近10年。

　　通过香港大学，东湖医院弄到了几支多粘菌素B针剂。后来又由深圳市政府出面联络香港卫生署，弄到了更多。可是在专家组会诊时，专家们否定了使用这一药物的方案。多粘菌素B毒性极大，有肾毒性和神经毒性，用后病人会高烧、发疹、危害肾脏。

　　周伯平很清楚，江卓群至此已经没救了。他私下里对深圳市卫生局长江捍平说：“这个病人死定了。”

　　就像一场梦

　　22日深夜，江卓群病危。周伯平不得不冒险一试。在病房内，他对夜班医生说：“点眼睛试试。”医生把多粘菌素B针剂点到江卓群眼睛里，稍后一段时间内并无刺激性反应。周伯平因此决定冒险一次，就用这个药了。

　　这并不是专家组决议，完全是由他一个人授意进行的。医生们把多粘菌素B针剂滴到切开的气管里，试图用最直接的方法杀死病菌，但是病人因此剧烈咳嗽。最终，被采取的是最传统的方法：中等剂量，臀部注射。正常消息很快传来了：病菌受到了有力的抑制。

　　次日，周伯平受到其他几位专家的指责：这么大的事，先斩后奏。不过，好消息也很快就传来了：副作用虽明显，但并没有达到无法化解的程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周伯平都成了赢家。

　　其后的治疗过程就很平淡了。7月5日夜里，江卓群脱离呼吸机，镇静剂停用。当医生告诉他，他已经身在东湖医院，而且已经治疗了23天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焦躁不安：这得花多少钱啊？

　　“这是ICU综合征，表现为烦躁不安。”袁静说，“另外镇静剂就像毒品，脱离之后会有类似精神病的反应。”由于江卓群的精神症状过多地集中于医疗费用，医生和护士之间开始演出小小的戏剧——医生故作不经意地对护士说：“你听说了没有，市政府给这个病人的钱已经下来了！”

　　护士们拿来了他全家人的照片，他心情因之好转。医院知道他喜欢听民族音乐，给他买了一台录音机，专门放民族音乐。可是这一次的效果却没有那么好，江卓群躺在朝北房间的病床上，身体无力，思维却慢慢活跃起来，他发现自己因为病的原因听到哀婉的旋律就心情不好，就不再喜欢听《茉莉花》了。

　　他很感激东湖医院的医生。一位医生曾告诉他：“SARS爆发时，我们治疗100多个病人，都没有治疗这一个禽流感病人这么难。”

　　这种难度往往体现在细节上。在治疗SARS患者时，由于皮质激素的过量使用，全国各地都有病人在出院后股骨头坏死的先例。这一次，由于有不间断得到的化验数据、众多医护人员的监测和微量泵的辅助——有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患者身上——皮质激素的使用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总是既不多，也不少。

　　“夜班时真是一点儿也不敢睡，”袁静说，“压力太大了。”

　　这种感受导致的结果是——这是人们曾经不得不作最坏打算但又强烈期盼的——8月2日江卓群出院，气色很好，与妻子手拉着手，看上去是典型的幸福的一对。

　　东湖医院的照护是如此周到，以至江卓群出院时，“身上一个包都没有”。

　　经过了这52天，周伯平抵达了自己44岁生活中的顶峰。与记者交谈时，他显得自信满满，轻描淡写地看着没人的一侧。在这场他所说的“战争”、或者说赌博中，他赢了。如今他正在等待着深圳市委市政府特别召开的表彰会。

　　在整个过程中，让林静婵最烦恼的不是丈夫的病情，而是香港媒体狗仔队的超级敬业的表现。“他们好几十个人，每天在我家楼下等着，从早上6点呆到晚上12点，还嚷嚷着说要拍我的小孩子。”在她家所在的每月需付500元租金的房子外头，房东特意换了锁。她因此心情非常坏，不理解咫尺之隔的香港人为何如此关心这里发生的一切：“我老公得病，关他们什么事？”

　　“得这场病，就像做了一场梦。”江卓群抓着自己的膝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