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三代领导人的科技战略思想

　　高峻

　　[摘要]在科技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征程中，制定正确的、适合本国国情的科技发展战略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里，中共三代领导人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理论上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 的地位、立足点、动力、路径和支撑力量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战略思想，对中国科学

技术事 业的迅速崛起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综观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其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科技事业艰难跋涉、勇攀高峰的宏 伟征程中，锐意探索，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思想，为中国科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和经济社会的全面 进步指明了方向。这其中，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人倾注了巨大心力，做出了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一

　　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里，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强迫中国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 1963年9月，毛泽东在分析这段历史时曾明确指出：造成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我们“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况，挨打是不可能避免的”。 [1]正是牢记着这段惨痛的历史教训，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多次号召要“在技术上兴起一个革命”。1956年，当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 完成、党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团结起来向“自然开战”、“向现 代科学进军”，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在是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富有远见 的思想：“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 央委员会就是一个科学委员会了。”[2]足见他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1963年，毛泽东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 把科学实验列为人类社会三大革命实践之一，

　　指明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3]从根本上确立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不仅把科学实验提高到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大革命实践之一的战略高度，而且详尽阐明了发展科学技术 的正确方针、原则、途径和依靠力量。

　　第一，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把立足点主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 上。这一方针亦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对科学技术的自主研制与外援引进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惟有这样，我国在国防和经 济建设上才能完全主动，而不至于受制于人。1956年5月，导弹研究院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酝酿成立时，聂荣臻在写给中 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导弹研究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当即 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予以批准。[4]1958年6月，毛泽东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关于第二个五 年计划要点的报告上批示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 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5]根据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指示，我国在开创原子能事业的初期，对于苏联的援助，既不放松对其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 有效的学习，又不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而是非常注重自力更生，充分发挥我国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培养自己的设计和设备 制造能力，自己动手制造有关的精密设备、元件。由于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当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 毁了关于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1960年8月撤走全部专家时，我国才能不受制于人，完全主动地依靠自己的力 量继续发展原子能事业。

　　第二，倡导学习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发扬民族的独创精神，走中国自己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通过科技创新，推动 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任何科学都是在学习和创新的辩证统一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善于学习才能少走弯路，勇于创新才能有所 前进。毛泽东深谙此理。首先，毛泽东认为在我国科技落后的现实条件下，发展科技必须注重向先进国家学习。他指出：“自 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 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 科学的方面。”[6]其次，毛泽东认为发展科学技术还要坚持学习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创新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学习是 创新的基础，创新才是学习的目的。毛泽东是一位极富创新特质的革命领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他始终致力于把马克 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致力于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创新，成功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 命新道路。创新已成为他的一种思想风格。因此，在领导新中国的科技发展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创新，提倡发扬民族的独 创精神，走中国自己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他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 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 (P，849)不仅在科技发展的道路上他强调创新，为鼓舞激励科技工作者的创造性，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毛泽东还 提出在学术上要倡导“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学术上的争鸣，达到科学技术的创新与进步。至此，人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已 初步形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取决于创新的重要观点。

　　第三，集中力量协同攻关，首先在关系到工业和国防现代化的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取得突破，以带动科技事业的全面振 兴，实现中国科学技术的跳跃式发展。根据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力有限的客观实际，中共中央在谋划我国科技发展时，提出要 瞄准新兴科学、新兴技术，重点发展，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避免力量分散。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 记处扩大会议，做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重大决策。1956年3月，中共中央又做出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重 大决策。[7]1956年2月，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经过787名科学家半年多的努力，在年底编成《1956 -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规划》本着“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提出有全局性意义 的12项重点任务，在人力、物力上优先予以保证。对某些特别重要而在我国却很薄弱、甚至还是空白的学科，采取了紧急措 施，如发展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四项紧急措施，加上当时没有公开的发展原子 弹和导弹研究的两项绝密任务，共六项紧急措施，构成我国发展尖端科技的关键性措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从20世纪 50年代中期起，集中全国的科技力量协同攻关，经过10多年的奋斗，对原子能、航天器等尖端科技的研制相继取得突破。 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氢弹，1970年 4月24日成功地发射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8]在这些重大的高科技领域，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取得了令西方发 达国家叹为观止的重大成就。“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促进了新中国整体科技事业的发 展，对核电、航空、航天等众多的工业部门产生了关联、带动作用，促进了我国在这些领域科学技术的跳跃式发展。这一事实 雄辩地证明，只要发展战略得当、措施得力，科技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分步骤地实现“赶超”发达 国家的目标，逐渐积累起来，使自己由落后国家变为先进国家。

　　第四，又红又专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主要依靠力量。科学技术工作的方针原则确定之后，科 技人才就成为发展科技事业的决定性因素。建国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如既往，非常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强调知识分子在科 技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注意培养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1956年1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知识分 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 分。在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会上也作了重要讲话，称赞：“这个会议开得很好”，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 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9]正是由 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号召向科学进军，重视知识分子在发展科技事业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励着新中国的科 技工作者和海外游子。从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 回来的就有1041人。他们中间包括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吴阶平、邓稼先等。[10]

　　不幸的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不久后又出现重大反复。1957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 作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0](P,1212) 因此，从反右扩大化开始，知识分子普遍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又继续错误地将知识分 子整体划入剥削阶级范畴，[11]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压抑，不能放手去搞科学研究。针对这种情况，20世 纪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着手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着重解决对知识分子“红”与“专”要求的关系问题。在1962年1月 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指出：“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 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12]进一步明确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的政策。

　　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率领中国人民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 进程中，根据世界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新态势，构建起指引新时期科技发展的战略思想。

　　第一，提出没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的著名论断，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高度论述科学技术的战 略地位。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多次出国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和进行访问，在国外亲眼目睹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正在 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给人类的物质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在通过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长期观察与思考后， 邓小平精辟地指出：当今世界“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 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13]“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14]邓小平这一论述，把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技术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基础的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 ，深刻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大大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学说的认识。在阐述我国四个 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时，邓小平提出了没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的论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 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 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13](P，86)不仅于此，邓小平还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政治高度，论述了科学技术的 战略地位。他说：“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 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13](P ，86)正是基于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战略地位的理性认知，1977年7月，邓小平重新复出后，自告奋勇主管科教方面的工 作。他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13](P，48)

　　第二，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要努力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再也不 能闭关自守，再也不能盲目排外。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对发展科学技术的立足点应放在自力更生的基 础之上有深刻认识，且精辟地阐述了自力更生与向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 ，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 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 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13](P，91)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与世界的隔绝状态，我国科学技术的 发展耽误了十年，总体上拉大了同国际科学技术先进水平的差距。对此，邓小平认为必须树立信心，奋起直追。邓小平在19 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也才能动员人们虚心学习，迅速 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13](P，91)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国科学技术的对外开放 速度迅速加快，通过政府、民间、双边、多边等多种渠道和多种形式，积极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对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 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必须把高科技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尤其是在信息、生物、自动化等高科技领域取得长足发展。对此，邓小平洞烛先机、高瞻远瞩地指 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 发展。”“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14](P，279-280)怎样发展中国自己的高科 技呢？邓小平借鉴毛泽东领导中国突破尖端科技的宝贵经验，认为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他说： “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力量统一地合理地组织起来，人数少，也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同等数量的人办 更多的事，取得更大的成就。”[13](P，52)在邓小平的决策下，中国把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确定为新时期科技工作 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1986年3月，邓小平亲自批准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选择了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自动化技术、航天技术、激光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7个领域作为重点，并组织优秀科技队伍，跟踪世界高技术 的发展。1988年8月，国务院批准实施以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为宗旨的“火炬计划”，先后批准建立了52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由此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科技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科技和经济 结合的问题长期未能得以解决，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脱节，科学技术对现实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难以释放出来。有鉴于 此，邓小平在做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同时，着手解决科技体制问题。1985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 改革的决定》，从宏观上制定了科学技术必须为振兴经济服务、促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开拓技术市场等方针和政策，从而为 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第四，高科技的发展，核心在人才的培养，而人才的培养，关键在教育。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邓小 平从当代高科技的激烈竞争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出发，一再强调要有战略眼光，要懂得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懂得教育 的重要。他说：“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13](P，40)“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 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4](P，120)所以要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 大的提高。“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3](P，41)邓小平还呼吁要尊重人民教师，提 高教师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他说：“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14](P，275)邓小平对科技与教育内在联系的 精辟阐述，深刻揭示了科技竞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这种竞争实质上是智力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教育 的竞争。这一思想，为以后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既重视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还认为必须 为青年科技人才的脱颖而出做扎扎实实的工作。他说：“世界上的科学家，成名的很多是在三十岁左右。”[15]“一九五 七年我去苏联，尤金说，苏联的原子弹，是三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搞出来的。这样的人我们就没有啊？”[13](P，33 )由此，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再不重视培养提拔年轻人就晚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不行了。”[15](P，291) “总之，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包括一些有怪脾气的人。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 ，家庭有困难的也要帮助解决。”[13](P，33)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为科技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必须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邓小平认为这是党委的工作内容，指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 做好这方面的工作。”[13](P，98)青年科技人才除了立足自己培养外，邓小平殷切希望所有出国留学的青年学子回 来，像老一代科学家那样，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事业多做实事。他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 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14](P，378)并认为青年科技人才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三

　　江泽民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后，以求真务实的风格，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谋划跨 世纪科技发展的宏图、推进中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科技战略思想。

　　第一，提出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将这一战略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处在新旧世纪交替历史时期的中国，面临 的是一个多极的、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激烈竞争的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其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竞 争。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不可能繁荣昌盛，更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敏锐地认识到这个 实质和趋势。1995年5月，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从而将邓小平在理论上形成的科教兴国战略思想付诸实践。在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再次提出把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 战略作为跨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他明确指出：“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 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 道上来。”[16]由此可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部署的中国跨世纪的宏伟纲领，是推 进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治国方略。

　　第二，重申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际合作为辅的方针，把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以来 的实践证明，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是加快我国科学技术 发展的有效途径。但世界上有些最先进的技术是不可能从国外直接拿来的，即使有的一时可以从国外引进，但如果我们不能进 行有效的学习、消化和新的创造，最终还是会受制于人。江泽民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 国，在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重大科技项目上，必须依靠自己，必须拥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不能靠别人，靠别 人是靠不住的。”“一味依赖别人，一旦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就很难维护国家的安全。”[16](P，152)缘此，他多 次指出必须在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着力提高我国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

　　第三，反复强调科技创新问题，把创新视为我国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视为超越世界科技先进水平最有力的手段。着 力提高我国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创新。没有创新，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追赶，就永远不可能超越。19 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首次提到了“创新”问题。[16](P，34)以后他在许多重要会议和场合 反复强调科技创新问题。他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多次说过：&ap os;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要不断有所发现，有所 发明。”“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进行创新，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历史上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 破，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16](P，192)这一论述揭示出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和决定力量是创新的真理，并进而 揭示出科技创新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决定力量的真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 定因素，每次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都使其所在国的综合国力在一个时期领先于世界，从古汉、唐和罗马帝国的强盛到近世英美 的强势，无不例外。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看，我国人口多、资源相对缺乏，把现代化建设寄托在外向型、粗放型经济发展 模式上是没有希望的，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倍增器”，才能更加主动地适应知识经 济兴起的挑战，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正是基于此认识，1998年2月，江泽民批准中国科学院率先进行建设国家知 识创新体系的试点工程，[17]从新世纪中国发展的战略需要和世界科学前沿的前景出发，明确新的科技目标，调整现有的 运行机制，力争取得更多更大的科技创新成就，真正搞出中国自己的创新体系。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召开全 国技术创新大会，“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被确立为中国科技跨世纪的战略目标。

　　第四，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科学技术通过对 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影响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经济进步又反过来为科技进步提供物质条件 。当今世界，高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而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存在着科技成果难于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 问题，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互相脱节。缘此，邓小平大力支持以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为宗旨的“火炬计划”，开 始着手从科技体制上解决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互相脱节的弊病。江泽民则进一步从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应对经济全球 化挑战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1998年6月1日，他在会见两院院士及外籍院士时指出：“当今世界， 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 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世界各国都在抓紧制定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争先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面对这 个态势，我们必须顺应潮流，乘势而上。”[16](P，107)如何强化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呢 ？江泽民经过缜密的思考，认为还是需要进一步从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的改革等方面入手。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解决 措施，如与经济密切相关的技术开发、成果推广等活动，要以市场机制为主，要使企业成为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的主体；科技 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工作，还需政府在各方面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扶持现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发展，鼓励科研机 构、高等院校与企业结合等。这些措施已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正有力地推进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

　　第五，极为重视和关心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年轻一代科技人才的成长。江泽民考察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发现许 多科学泰斗的重要发现和发明，都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最敏捷的青年时期。他希望老一辈科学工作者举贤荐能，把优秀青年 科技人才推向第一线，支持他们大胆工作，开拓创新。当他看到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年龄结构偏大、青年人才出不来 的不正常现象，便反复强调各级政府部门要高度重视跨世纪青年科技带头人的培养，努力为青年优秀科技人才特别是拔尖人才 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他说：“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当今和未来世界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要 不拘一格地选用年轻人，努力从学习、工作、体制、政策、环境等方面创造条件，让年轻英才不断涌现出来。”[16](P ，197)

　　人才的成长靠教育。教育水平提高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才有后劲。江泽民高度重视教育工作，重视基础教育对培 养科技后备人才的作用。提倡从青少年抓起，加强科普宣传，在青少年中营造浓厚的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氛围，以造就 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的浩浩荡荡的科技后备大军。

　　四

　　纵观中共三代领导人的科技战略思想，历经近半个世纪的衍变、深化，已构成一种系统的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内涵丰 富，论及了我国科技发展的地位、立足点、动力、路径、支撑力量等一系列的重大战略问题，这些问题相互联系，是一个有机 整体。其理论体大思精，高屋建瓴，既具前瞻性，又有全局性；既宏观谋划，又微观着眼；既一脉相承，又有扬弃和拓展。

　　在科技发展的地位问题上，中共三代领导人一以贯之地重视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且重视 的程度是不断提高的。从毛泽东将科学实验列为人类社会三大革命实践之一、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到邓小平提出没有科 学技术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再到江泽民将“科教兴国”战略付诸实施、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可清晰地看出其上升 的轨迹。究其原因，从三代领导人的知识结构、科学素养不断完善等因素中不难找出答案。毛泽东远在全民御侮的抗日战争年 代就极为关注科学技术事业，支持延安的科技活动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且持之以恒地涉猎自然科学书刊，逐渐成为一位科 学素养较高的革命领袖。邓小平曾参与领导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艰难起步，尝历过创业的艰辛与成功的喜悦，对科学技术在经 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的重大作用有深切体会。同时，邓小平又是一位视野开阔、与国内外科技界有广泛联系的政治家，这些特 质决定了他更善于洞烛世界科技风云，把握科技发展的先机。较之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科技知识结构和素养则更为完善 。他学自理工，有10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历练，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认知精湛，这一切都成为他主导做出一系列科技发 展战略决策的知识背景。

　　在科技发展的立足点问题上，毛泽东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之一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新中国科技事业步履维艰的初创时期继续得到坚持并发挥出巨大作用，使我国科技事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的包围封锁和苏联施加压力的环境中迅速崛起。它说明在我们这样一个东方大国无论是搞革命、搞建设，还是发展科技，这 一原则都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当然，也应当指出，20世纪60年代我国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我们自己 孤立自己，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失去了向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和加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宝贵机遇。改革开放后， 邓小平、江泽民在把发展科技的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同时，积极开展国际科技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自力 更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基础和实力。历史经验启示人们，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科技事业只有在国际科坛和国际市 场的大协作、大竞争中，才能有大的发展。

　　在科技发展的动力问题上，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认识到刚刚站立起来的中 华民族如要想永远结束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就必须使中国的科学技术有一个大的发展，要有超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决心和 勇气。大发展、大跨越取决于创新，取决于科技发展道路的创新，取决于各项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江泽民继承了毛泽东初步 形成的科技发展的动力取决于创新的观点，并进一步加以明确，揭示出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创新是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的强大 动力和源泉，使人们对创新的认识上升到新境界。

　　在科技发展的路径问题上，中共三代领导人均认为科技工作应加强计划性，“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重点，照顾一 般，系统地发展整个科技事业。均主张将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现代化的尖端科技和高科技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中 国应在世界尖端科技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以带动中国科技的全面进步。这无疑是适合本国国情国力的。我国是发展中 国家，财力毕竟有限，不可能同时在各个领域投入更多的资金和力量。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在进行国防等尖端科技领域的 攻关时采用的是全国一盘棋的大科学体制，加强统一领导，全国齐心协力攻关，造就一种磅礴的气势，激励人们去攻克难关。 然而大科学体制也存在着国家对科技事业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其后果是科研机构缺乏直接面向经济的动力和活力。改 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在领导我国发展高新技术的过程中，继续倡导大力协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勇于登攀的“两弹一 星”精神，同时更注重改革旧的科技体制，以实现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促进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 。

　　在科技发展的支撑力量问题上，中共三代领导人都强调和重视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在科技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倡导 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然而毛泽东晚年，由于指导思想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使得他在 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原来的宝贵思想未能贯彻始终，使我国的科技事业受到了一定的损失。知识分子问题是发展科学技术最敏 感的问题之一，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是科学技术能否取得成就的关键。必须始终不移地处理好知识分子问题，充分发挥广大知 识分子的积极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汲取前人的教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他多次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 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彻底解除了“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这一精神枷锁，彻底 解决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江泽民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明确了知识分子、科技人 员在发展和解放科技生产力中的开拓者与主力军的地位和作用，并从制度上和机制上给予确定，促使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后继 有人、兴旺发达。

　　可以预见，在中共三代领导人的科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新的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必将迎来更加迅猛的发展，为实 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提供根本的保障。

　　注释：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849页。

　　[2]龚育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09页。

　　[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352页。

　　[4]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

　　[6]《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6、287页。

　　[7]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506页。

　　[8]国家科委调研室：《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的历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

　　[9]石仲泉：《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10]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2页。

　　[11]王朝祥：《六十年代初期调整科技政策、发展科技事业的决策与措施》，《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15]《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

　　[16]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的形成和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6 页。

　　摘自：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