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实践与历史认识的合理结合

　　毛泽东史论的鲜明特色

　　廉敏

　　摘要：毛泽东的历史认识中包含着鲜明的实践性。这不仅仅表现在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更多的关 注，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在革命实践中对历史知识进行

了深刻、灵活、丰富的运用，推动了革命实践和历史认识的共同发展 。毛泽东关于历史认识与现实实践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在中国近现代史学上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在于他对史学的关注以及对历史的卓而 不凡的见解。对此学界已有详尽的论述与阐发。本文认为，毛泽东对历史的论述创造性地将科学的历史认识与伟大的革命实践 结合起来，并在现实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魅力之一，也是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可以给予人们 极其深刻的启示。本文试就毛泽东史论的这个特点作进一步阐发。

　　一、现实实践是历史的发展

　　毛泽东对历史的关注，从根本上说，是出于现实实践的需要，是为了解决现实实践中的问题而去研究历史的。这一点 在他那里有明确的理论认识作为关注历史、研究历史的认识前提。在提倡学习历史时，毛泽东曾这样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 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接着他又说道：“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 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1] (P534)这段话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对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其中至少包含四层意思：1.现实是历史的发展； 2.尊重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联系，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历史及现实的态度；3.历史认识对于指导现实会有重要的帮助；4.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应包括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这四层意思由一般 到具体、由理论到实践、由客观到主观逐层深入，缺一不可，反映了毛泽东重视历史的深意。可以这么说，在毛泽东看来，在 现实实践中，看不到现实实践的历史基础不行，看到现实的历史基础而不把它当作现实的实践条件不行，看到现实的历史条件 而看不到其中潜在的指导作用不行；这些只有中国共产党在自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指导下认真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 才能实现。这里，毛泽东从现实实践的角度，把历史及历史认识作为现实实践的基础、条件、方法、策略和要求来看待，强调 其现实性、实践性。因此，要尊重现实，我们也必须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 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 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1](P708)

　　如果仅仅看到历史的现实意义，还不能全面地揭示毛泽东对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认识。我们必须同时注意他对于现 实的历史意义的重视。在他那里，现实不单单是从历史中来，它还必定要发展为历史的一部分。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对历史的 特殊的时间运用上看出来。毛泽东所称说的“历史”，范围很广，从原始社会一直到当时的“现代社会”。几千年、几百年、 几十年、几年甚至几个月前的事情，都可以是历史。所以，尤其在毛泽东讨论近代历史的时候，历史常常和现实连接在一起， 而现实也总离不开历史。这正是毛泽东认识历史的一个特色，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它恰恰反映了毛泽东对历史与现实 关系的理解。那就是，已经发生过的所有的事情--无论它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已经成为历史；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从这些历史 中来，它也必定具备成为历史的特点。因为对历史与现实不作绝对的划分，所以毛泽东常常会站在历史的高度来俯视现实事件 的真实性质与意义。这突出地表现为他对时事的卓越的预见才能。如1925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他分析了当 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指出他们会背叛革命。这个预言被1927年的事变证实。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 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且能不断发展 壮大的必然性。红军几次成功反“围剿”的斗争和红色政权的最终建立证实了他的预见。之后，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 战争期间，毛泽东对中国国内形势的估量也都展示了非凡的预见才能。毛泽东之所以能作出这样的预见，原因是多方面的，其 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同他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把握分不开的。几乎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所说的“不应当割断历史”，在时间上同 时包括历史与现实。

　　正因为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毛泽东多次要求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以指导中国的革命实 践。比如在倡导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时，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做到三种要求：首先要求调查研究周围环境，接着要 求懂得历史，最后要求要有目的地研究理论[2](P801)。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学习历史，这是从指导思想的高度肯定 了历史认识对于现实实践的意义。毛泽东常常号召、引导同志们在开展工作之前要进行社会调查。而他所说的调查包括现实的 和历史的状况两方面，认为这样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 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 ，而不是在它的先头。”[3](P110)而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就无法顺利地进行社会实践。“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 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 泣的可怜虫。”[1](P665)对于历史学工作者进行的历史研究，毛泽东则很注意其中的现实意义。1944年，毛泽 东要求印发历史学家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给党员同志们学习，为的是“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非常鼓 励郭沫若写这样的文章，给他写信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 继续努力。”[4](P228，227)

　　在实践中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毛泽东不仅仅能在思想上进行倡导，而且身体力行，灵活深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通观毛泽东对历史知识的运用，上起先秦，下至近代，而主要集中在中国近代史上。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为了找 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党史、革命史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如在遵义会议以后，在抗日战争初期，在 红军胜利结束长征时，党内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不很清楚。“怎样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党员，这是一个很严重 的问题。那时候，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精力就放在怎样统一党的思想方面。接着就爆发抗日战争。毛泽东同志一方面领导抗战， 使党实行正确的抗战路线；另一方面总结党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包括哲学、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文章。”[5](P 345)《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历史问题有集中论述。前者从中国原始社会讲起，对中国封 建社会、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尤其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特点作了详细深入的说明。其中，毛泽东本人 撰写了第二章《中国革命》，深刻地论证了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 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后者通过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指出了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和建立新民主主 义国家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在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中，尤其在重大的革命决策中，他都对历史进行过考察与评论，使得这些现 实决策具有坚实的历史依据。这些决策被革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反过来又使其所依据的历史见解得到证明。那么，毛泽东 究竟是如何沟通历史与现实、并在现实中运用历史知识的呢？

　　二、历史认识为现实实践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依据

　　毛泽东在现实实践中对历史认识的运用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事物的历史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现实实践的性质与方向。毛泽东非常善于利用事物的历史状况来分析各个 时期中国革命实践应选择的道路与方向。他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历史决定了中国走俄式阶级专政道路是解决近代中国社会问题 的唯一选择[6](P1)；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能够发展，也是观察环境和历史推进的必然[6](P15)；北 伐战争中国民党分裂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并不是什么不幸的事，这从中国国民党自身的历史中可以得到说明[6](P24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内部的斗争也只有弄清它的历史才能明白它的性质[6](P64)；中国人民的抗战要经过长期 斗争而最后会取得胜利，这个大方向是可以指出的，因为这是历史变化过程所决定的[7](P105)；等等。现实实践不 能是盲目的；明确现实实践的历史基础、把握历史的变化方向，是明确实践方向的一个重要前提。1939年，在纪念五四运 动的讲话中，毛泽东论证中国民主革命的必然性时指出中国革命要“走历史必由之路”[1](P559)，这句话可以作为 对他在现实中运用历史知识的高度概括。这句话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实践观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的概括。毛泽东自 觉地、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来。他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历 史尤其是近代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作出了系统的解释。他认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这对 主要矛盾的支配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他的矛盾会暂时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人民根据矛盾的变化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 来争取最终的、也是必然的解放。基于对中国历史趋势的基本认识，毛泽东在几次重要的关头，都正确地选择了代表历史进步 方向的革命发展道路。如他依据中国半殖民地社会下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国内买办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分裂以及中国 红军的历史基础，肯定地指出红色政权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理论上解决于中国红色政权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再如中国 共产党的地位问题，毛泽东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无法领导中国革命；抗日救国的领 导责任，已历史地落到了共产党的肩上。《新民主主义论》是抗战低潮期间毛泽东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而对文化界作的一个讲 演。在讲演中，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作了分析，指出当时阶段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 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而这正是我们要建造的新的中国[1](P706、709)。这个结论对于指明抗 战方向、坚定民族抗战的信心、推动抗战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论人民民主专政》则指出，中国人民选择人民民主专政，这 是历史的光明的前途。毛泽东之所以善于透过历史来把握现实运动的方向，主要是因为他善于把握中国社会的矛盾。只要站立 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抓住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就能够找到历史发展的脉络，正确认识各种社会现象 ，从而找到现实实践的道路与方法。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证明，历史是有规律的，历史的发展是有方向的，毛泽东对中国历史 发展基本趋势的把握是正确的，而他根据历史趋势来指导实践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

　　第二，历史中包含着具体事物的具体规律。对中国历史整体趋势的把握，往往是解决现实发展道路的关键问题之一。 在现实实践中，除了明确方向还会遇到很多具体的问题。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对历史知识和历史方法的运用同样很突出。在《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具体 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索和总结。这些认识，“特别是第二章，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仍然起了很大 的教育作用”[1](P621)。如通过总结1924年至1936年中国革命的历程，毛泽东在论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 位的同时，得出关于中国革命路线的认识：“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 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3](P186)再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总结出来的各种战略方针，是和他认真 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几年血战史分不开的。“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 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我们现在要讲的战略问题，就是要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好好 地说明这些问题。”[3](P191，192)如通过近代中日关系史，毛泽东从战略上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 的殖民地”的实质。通过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动摇的历史和敌对阵营破裂的历史，说明抗战到来之际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

　　第三，历史中包含着实践的经验与教训。毛泽东在及时地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方面，也常常表现出超群的见识，这使 他能在革命实践中作出正确的决策，避免或及时纠正错误。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与采访记者谈中国的抗战局势时 ，很看重对抗战爆发三个多月来中国的成绩和教训的总结，指出五个主要成绩和政治、军事上的弱点[1](P374-37 6)。根据对三个月抗战的总结，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十大纲领，其中包括在政治上号召民众建立统一战线，在军事上改单纯防 御为游击战和运动战。这些在后来的抗战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抗战进行了10个月，他已经看到 “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1](P440-4 41)由此引导中国人民作好持久抗战的准备。在军事上，他又借鉴历史上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失败的教训，来说明中国革命 中忽视根据地的错误思想[3](P94)。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上，毛泽东总结了共产党成立以 来积累的经验，包括党克服自身错误的历史经验，为中国共产党提高认识、加强团结、保证领导这次战争实现胜利明确了方向 [1](P519-535)。

　　应该指出，毛泽东对历史知识的运用是努力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 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 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2](P81 4)《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历史的科学总结，肯定了他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 唯物论出发、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的思想方法[2](P987)。

　　三、社会实践是检验历史认识的准绳

　　我们说毛泽东善于在现实实践中运用历史知识，不仅仅在于我们看到了他为现实实践寻找历史依据的大量的成功事例 ，而且还在于看到了他善于根据现实来比较历史、区别异同，并且注意比较实践结果与历史认识的距离，从而得出正确的历史 认识和现实判断。简单地说，毛泽东的历史认识是在现实实践中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而不断提升和丰富的。

　　第一，通过现实的实践结果来检验历史认识。正如毛泽东注重事前调查与分析一样，他也十分注重事后结果与事先预 想的比较与总结。如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多月，中共中央曾作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其中指出卢沟桥事变 的历史意义、任务、关键和弱点。抗战10个月后，毛泽东根据抗战形势认为：“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同样证明了上述论点的 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1](P446)，从而再一次肯定了九个月前所作决定的论点。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历史的 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在早期得出的结论如中国各阶级状况、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中国革命发展的阶段、中国的前途等 等问题，在他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仍然不断地接受着考验、不断地深入、不断地被证明。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坚持研究中 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同样一段历史，又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他的历史认识，就说明了他是在革命实践 中不断地自觉完善他的历史认识。只有这样得出的历史认识才能成为现实的指导。正是这样形成的历史认识才使他的革命实践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正因为毛泽东注重在实践中检验历史认识，所以尽管他善于洞悉历史的潮流和趋势，但从不固守历史认识 ，而是特别注重对现实的分析和策略的选择。如他所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 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 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8](P1372，1374)历史可昭示现实前进的方向，但历史的发展还要由人民在尊重历史 规律的前提下进行斗争和奋斗才能实现。对于历史认识与实践的这种关系，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从哲学的高度作了科学的说 明。他举了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战争领导者对战争规律的认识等例子，来说明 认识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上逐渐深化的规律，说明科学的认识由经验转化为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转化为规律性认识、由规律性 认识转化为社会实践、并随着社会实践的推移而转变的客观规律[3](P288-297)。

　　第二，根据历史的实践条件和实际环境来确立评价历史的态度。1944年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毛泽东分析了 党反对错误路线的历史，谈到研究历史问题时应采取的态度。他指出，评价历史时“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 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这样就能“实行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2](P938)这里遇到的其实是一个因历史矛盾而 引起的评价角度问题。历史是由客观与主观、群体与个体、主要与次要、现象与本质等矛盾推动而成的，我们在认识历史、评 价历史时要有全面客观的观点和立场。而不能片面、武断地下结论。为此，在评价历史问题时，不能只看个人的错误，而要看 到造成这种错误的社会背景；不能只看到主观责任，还要看到客观环境的影响；不能只看到错误的现象，还要看到错误的根源 ，等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历史运动的规律，并正确认识我们自己，从而推动中国革命实践顺利发展。因此，这个评价目的既 是指历史认识而言，也是针对现实实践而言，具有普遍意义。毛泽东的意见在当时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得到了反映，1945年 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在这样的态度下制定的。《决议》中，中国共产党对自己24年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对24年的党的历史作了全面、客观、科学、公正的分析与评价，至今仍是不刊之论。60年代在如何评价毛泽东以及其他 革命人物的问题上，邓小平重新提到并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原则[5](P347)。这个评价原则的提出，一方面说明评价 历史时会遇到一些困难和误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更自觉、更成熟了。

　　第三，让历史认识在与现实中的错误观点的斗争中不断深化。在毛泽东对历史的评论中，还包括大量的对错误的历史 观点的辩驳。通过对似是而非的观点的澄清，毛泽东的历史认识在他的革命实践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抗战时期，曾有这 样一种悲观消极的论调，认为中国过去的反侵略运动都失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同样也要失败。毛泽东有力地反 驳了这种观点。他看到了当时中国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形成、世界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形成、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内部矛盾的存在， 指出“这些历史特点是从前没有的，现在恰巧都有了”，从而肯定地断言“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打败仗是暂时的，中国的抗战一 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其根据就在这里。”[7](P90)毛泽东的分析说明，历史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并不是简单地照搬 、套用历史结论，而是在尊重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比较、分析现实与历史已发生的变化，然后才能得出结论。像这样的比较与澄 清，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屡见不鲜。其中，最突出的一次是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解释中美关系和中国革命的观点的 批驳。艾奇逊认为，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是因为人口多、经济差以及西方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的交往给中国带来了 进取精神。这种观点的谬误是显而易见的，对中国的革命实践会造成恶劣的影响，因此毛泽东连续撰文来反驳这种观点[8] (P1483)。他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其观点的本质在于“寻找侵略的根据”[8](P1 505)。文中逐一批判了艾奇逊关于中美关系史的似是而非的荒谬的观点，揭露出其“友谊”背后的侵略实质，说明近代中 美关系史是一部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而不是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历史。《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是这个批判的深入。该文从理论 上指出其唯心历史观的性质，尤其是强调了它对于中国当时不少人存在的类似的历史观的反面教育意义。文中写道：“中国人 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 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对于那些抱着和 艾奇逊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8](P1509)毛泽东用过去历史上的和当时人们 所经历过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实践事实，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真实原因根本是在于反对帝国主义。他用中国人民自己所掌握的认 识与成功实践，有理有据地驳斥了艾奇逊的谬论，非常具有说服力。这种历史观点之间的斗争，绝不仅仅是对历史问题的不同 意见，也不仅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而是一个革命立场与实践道路的实践问题。它同时也说明，史论不是没有是非的，是非 的标准同样在于现实实践的要求。不同的史观会导致不同的实践，而实践也会反过来检验已有的历史认识，从而使人们不断提 高对历史的认识。对错误史论的批驳，是历史认识和现实实践联系的方式与内容之一。

　　毛泽东对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与实践，远非上述文字能够涵盖。他能够根据现实需要来灵活确定所要研究的历 史问题，善于对历史进行整体的、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论认识，善于借鉴历史以明确现实实践中的问题、性质和解决办法，还 善于用实践来验证他的历史认识，使历史认识和社会实践同时发展。他的史论在史学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实现经世致用的问题上 包含着丰富的宝贵的思想，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