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理论成果的内在统一与发展

　　梁柱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中同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 飞跃及其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它们之间是“一脉相传的统 一的科学体系”，不仅对我们全面贯彻党的指导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们科学认识作为毛泽东思想

的继承和发 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也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解决了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表明 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包括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如何实现这一指导这样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这对中国共 产党来说，是一个关系着中国革命兴衰成败的至为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全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 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P534)这个历史性的课题 ，就是从确立指导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原则的高度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在他看来，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中国化”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所谓的“中 国化”就会走入歧途。同时他又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 命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 用它”[1](P707)。他尖锐地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 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曾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概括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 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这无疑是对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的深刻总结，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所形成的毛泽东思 想和邓小平理论，正是这种“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确立的这一思想原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从而为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 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胜利的道路。”“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2](P 345)应当说，毛泽东一生的杰出贡献以及他晚年的错误。都同坚持或违背他自己确立的这一思想原则紧密相关。在新时期 ，邓小平首先从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入手，作为他领导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逻辑起点，也不是偶然的。

　　党的80年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 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的。在这个历史的进程中，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两次伟大革命。关于第一次革命，邓小 平说：“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革命。”[3](P134)这就是在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 ，通过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关 于第二次革命，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其目的是要把中国由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富强 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在改革之初的1978年，邓小平就对这场革命的内涵作过深刻的论述，他说：“现在党 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中央指出：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 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 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经济的需要。……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 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2](P135-136)后来他又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 次革命”[3](P113)这一重要命题，并强调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 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3](P135)当然，改革作为一 场革命，不是在政治革命的涵义上说的，而是就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改革的目的及其深远意义上说的。

　　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这两次伟大革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 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积累的经验的升华，又为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起着 指导作用。由于它们的产生有不同的历史条件，因而会有自己的若干特点，但作为党的统一事业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们 的形成又有许多共同点。

　　首先，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哲学基础。如前所述，毛泽东在领导中 国革命的斗争中，坚决反对了那种靠背诵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的错误做法，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一切从中国 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过反复实践探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革命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是毛泽东 所确立的实事求是原则的最忠实的继承者。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 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他反复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 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P163) 在这里，他把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的基本思想，认为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简明概括。他在新时期对实事求是思 想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他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就是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同时，他又指明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内在统一性，解放思想的目的就是使思想与实际相 符合，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所以，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前提，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邓小平还把开展两条战线上 的反倾向斗争，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联系起来，既要反对思想僵化的“左”的错误倾向，又要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的错误主张，使改革沿着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轨道健康发展。这些说明，党的思想路线在新时期获得了新的发展。很 显然，实事求是是贯串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的一根红线，同样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哲学基础。

　　其次，都是在总结历史的和新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并不断完善的，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党的理论不是凭空 产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都维系于党的实践。只有经过党的集体奋斗，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不断总结 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达到理论上的升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讲到自己的著作时就说过：“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 想，是千百万的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结晶。”他在同周世钊谈论中国革命曲折历程时说，从1935 年遵义会议起，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正确思想体系，可说已到了成熟的地 步了。于是，大家觉得很有必要给这种思想体系安个名称”。他说：“党中央当时确定把这种正确思想体系叫做' 毛泽东思想'，决不是说'毛泽东思想'就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思想。它是包括一班人的正确 思想在内的。明确地说，'毛泽东思想'是包括我们这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思想在内的思想，只 不过是用我的名字来代替罢了。但我一直不同意用我的名字来代替。我曾多次批示不用'毛泽东思想' ，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他们不听，这叫我有什么办法呢？当然，在这种正确思想体系里面，我的东西可能要多一点。” 后来他在谈到

　　再者，都是探索自己建设道路的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发展阶段，是“始于毛，成于邓”的。在我们党内，对于苏联体 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弊端，最早觉察到的是毛泽东。他对建国初期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这更使他觉察到苏联经验并非十全十美。1955年底，即在苏共20 大召开之前，他就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思想。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着 手总结自己的经验，寻求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曾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 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应该说，“走自己的道路”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开启 了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先河。当然，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的思想观点，有的是成熟的和比较成熟的；有 的提出了没有做好；有的提出了没有坚持甚至后退了。由于这种探索本身所代表的正确的发展趋向还不成熟、不彻底，以致在 它随后的进程中受到逆向发展的暂时压抑。但所有这些，都为后来不断开拓、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了有益的借 鉴作用。“始于毛，成于邓”，是对我们党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历史过程的恰当概括和评价。

　　二

　　党的十四大报告曾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 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十五大报告同样强调：“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 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并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统一的科学体系。”在这里，对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作了科学的判定，即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继承就是指基本 原理的坚持，发展就是在新的实践中的创新，这反映了作为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的特点。就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来 说.虽各有自己的独创性、系统性，有反映不同发展阶段要求的具体丰富的内容，但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 理论成果，后者是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对前者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从历史的渊源上看。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发生于民主革命时期，并延续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关于中国革命 和建设的理论。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后，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 建设的新阶段。在理解两次历史性飞跃之间的关系上，主要是怎么看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到毛泽东去世这20年，即社会主义 建设的前20年。就是说，这段历史同两次飞跃是什么关系，是包括在第一次飞跃之内，还是一点贡献都没有的历史空白。诚 然，在这期间出现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损失，但同时必须肯定，这 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失误，是探索自己建设道路中的曲折。邓小平在指出这20年主要是“左”的错误的同时，他又多 次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 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2](P167)“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技术方面打下 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2](P232)这是对毛泽东时期历史的总体和评 价，辩证的思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正确理论的历史依据。由此可见，上述20年 应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续，同时又是第二次历史飞跃的准备。

　　毛泽东时期留下的历史遗产，不仅在基本制度、物质条件以及争取到的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等方面，为第二次飞跃作 了必要的准备，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思想理论上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运用的统一 过程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弄清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是关系到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组成部分的邓小平理论的根本性质 问题。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 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2](P171)这为我们思考它们之间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方 法论的指导。这就是说，邓小平理论是在基本原理方面继承和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并在此基础上继续丰富和创新。这表现了它 们之间的内在统一。这个基本原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表现在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体系构成的各方面。 众所周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围绕着“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的，因而，它对毛泽东 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

　　第一，在理论探索主题上的一致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到来，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这时毛泽东清醒 地意识到另辟蹊径，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建设道路的必要性。他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一 文，标志着在这方面探索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而他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进一步对如 何认识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存不存在矛盾？它的发展动力和主要任务是什么？在理论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毛泽 东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社会运动的本质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他第一次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并认定这种社会基本矛 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进而，他又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特殊矛盾及其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涉及中国社会 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明这些矛盾同以往社会一样，都是社会 基本矛盾所规定和制约的。他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 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4](P767)“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4](P76 6)毛泽东正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并同样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的根本动力的结论。这是他对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一定意义上说，上述两篇文章代表了我们党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最早的、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思考。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 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探索，都同试图回答这一历史课题相联系着的。而邓小平则是更加清醒、更加自觉地运用历史经验，去回 答历史提出的这一重大课题。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和创新的理论依据。邓小平在新时期谈及毛泽东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时，他说：“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当然，指出这 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2](P182)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 盾和主要矛盾，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理论起点，也是回答他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 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的一个理论起点。在这里，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 理论，而且结合新时期的实践作了“深入的具体的研究”，有许多重要的发展。比如，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一般 特点出发，提出矛盾动力观，但对于如何具体地去解决这些矛盾还缺乏深入的研究。邓小平则根据“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 ，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3](P237)这一实际情况，强调“ 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3](P138)。“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3 ](P219)。这样，就把改革作为直接动力提了出来，就是说，要通过正确的方针、政策，自觉地去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 建筑不适应的方面。又如，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状况和国内主要矛盾的转换作了正确的判断，提出我们的根 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时他还说，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 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5](P182)但由于这时对工作重心的转移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使在历史 转折时期提出的正确的思想和战略决策不能坚持下去。在新时期，邓小平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正确战略决策，重 申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已经不 是主要矛盾，但是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他明确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 任务，并把它提到是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来加以认识。这就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我们党、关系 到我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基于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在我国步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初，毛泽东就把“进入”和“ 建立”社会主义同“建成”社会主义加以区别，并认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比“进入”的时间还要长。他在1959年12月 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可分为不发达的阶段和比较发达的阶段，提出了两 个发展阶段的观点。此后，毛泽东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超越阶段的教训，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 史阶段，要有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这时对发展阶段的认识还是比较笼统的，在理论上没有展开，在实际工作中对此也不 完全清醒和自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遵循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在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明确作 出了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通过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必然性和长期性， 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主要矛盾和历史使命，以及党的基本路线和指导方针。这就把关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上升为社会主义 发展阶段的科学理论。邓小平强调：我们是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3](P252)。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升华。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应选择的战略目标，从50年代初提出工业化的问题，到 60年代基本上形成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但这时提出的现代化的内涵主要是指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并确 定了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骤。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正确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要实现富强、民 主、文明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在经济发展上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确立了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 来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思路，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济与社会全面 进步的发展战略理论体系。

　　第四，毛泽东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的许多富有独创性的新观点、新思路，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这大致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成熟的和比较成熟的，在继承的基础上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 如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的指导思想，学习外国的扩大对外交往思想等等；一种是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重要思想，但 没有展开论证，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概念，如提出工厂要有“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的涉及企业自主权的思想，“消灭了资本 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涉及所有制结构的思想；一种是在理论探索上有重大突破，但没能坚持下去而走到了错误的方面，如 对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新认识等等。所有这些，邓小平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完善，使之系统化、科学化 ，进一步发展了这些理论观点。

　　上举数端，可以清晰地看到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坚持、丰富和发展。这种坚持和发展既反映了两大理论体 系之间在基本原理上的内在统一，又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确是在前人基础上的理论飞跃，像他在新时期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理性选择，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都反映了这种有飞跃性意义的理论成果。(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02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