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文化

　　沙健孙

　　摘要：本文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进行了梳理，着重阐明了以下几个问题：新文化与新经济、新政治的 关系及革命文化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作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与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地位；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文化及其；正确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意义；造就革命文化工作队伍与建

立文化工作 的统一战线。　　

　　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因 此，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不但需要有政治纲领、经济纲领，而且需要有文化纲领。

　　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 ，并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1](P1533)我们这里所论述的，是狭义的文化，即作为意识形态(观念形态) 的文化。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 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 系的基本观点。[2](P663-664)

　　近代以来，中国逐步变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牛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占 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中国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 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 应该被打倒的东西。”[2](P695)

　　在近代中国，与旧的占优势地位的封建经济与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新经济，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和壮大起来的新的政治力量，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种新的经济、新的政治力量，就是中国 新文化产生的根据。这种新文化是与封建文化、买办文化相对立的，它具有民主主义的性质，是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服务的。

　　近代以来，中国新旧文化的斗争以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为界限，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以前，主要 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文化)与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 义文化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封建文化的主导力量。

　　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推进革命的文化工作，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具有重要 的意义。毛泽东指出：“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 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3](P108-109)“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 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2](P708)

　　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所以，“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 但是仅仅有这个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军队”。事实上，“在我们为中 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2](P847)。这 个观点，毛泽东是讲过多次的。他认为，如果“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他引用拿破仑的话说，一 支笔杆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没有毛瑟枪，只有笔杆子是无用的，有了笔杆子，再加毛瑟枪，力量就大了。“有了这，什 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派也不怕”[2](P257)。

　　进行中国革命，包括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需要动员和组织群众，这就需要依靠革命的文化工作。这种工作的效果， 是不能低估的。毛泽东曾举抗日时期党办的《解放日报》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解放日报》在边区已成为一个组织者 。没有《解放日报》，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在全中国算是经济文化很落后的地区工作，是很困难的。有一个《解 放日报》，就可以组织起整个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因此，他提出，从事地方工作的干部都“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 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 武器”。不仅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就是建设拿枪的军队这件事情本身，也是离不开拿笔杆子的文化军队的帮助的。“如果 军队没有知识，文化、政治水平不提高，那末这个军队的质量也不可能提高。”[3](P110)“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 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2](P1011)

　　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无产阶 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区别于旧民主主义文化的地方，首先和主要的在于它是由无产阶 级领导的，是以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亦即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的。

　　新民主主义文化代替旧民主主义文化在中国文化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 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很软弱，它没有勇气和能力领导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个弱点，不能不在它的文化思想上得 到充分的反映。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文化在反封建思想的斗争中固然曾经起过革命的作用，“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 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 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 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在五四以后的新 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 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了。[2](P697-698)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进行得彻底，才能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就思想文化战线 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才主张彻底的民主主义，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才能是彻底的民主 主义文化。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 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个文化生力军一旦登上历史舞台，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向着帝国 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尽管受到反革命的血腥镇压和各类御用文人的攻击谩骂，这支文化新军还是不可遏制 地生长了起来。它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 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这个文化 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都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 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2](P697-698)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生动地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 领导作用的坚强有力。

　　中国的新文化需要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攻击“ 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求“收起共产主义”的叫嚣，毛泽东强调，“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 ，也正是这样”，所以，共产主义，“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2](P6 86)

　　当然，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作指导，并不是要求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 练干部，与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不加区别地等同起来。如果这样，那是错误的。在这个阶段， “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2](P705-716)

　　同样，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作指导，也并不是无条件地排斥和完全否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并不是 不要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如果这样，那也是错误的。实际上，新民主主义文化，正是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 文化。以自由主义而论，毛泽东就认为，“党内与党外的自由主义是有区别的”。“党内不能有自由主义”，这一点不容含糊 ；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是进步的”。也就是说，在一些问题上，无产阶级是可以同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 建立统一战线关系的。[5](P433)1938年4月，他说过，“中国文艺界还曾有所谓'第三种人&ap os;，在今天我们也并不排斥他们”，因为我们要建立一切爱国者的统一战线；只是“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 立场”。[4](P122)1940年12月，他在所起草的一个中央文件中更明确指出：根据地应实行的“文化教育政策 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容许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存在，容许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及教育家办报办学” [4](P321)。他还说过，在共产党人研究问题时，他不反对引用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冯友兰这些人的话，而且应 该“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只是不能将自己的思想与他们的相混同，而“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 “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否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4](P164)

　　通过这样的分析，毛泽东就把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作用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三

　　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究竟具有哪些特点、应当提出哪些口号呢？

　　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讲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有“民族 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这样四个要求。[6](P252)1月9日，毛泽东在文代会上讲演，明确地 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个概念，并把新民主主义文化确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有的论者根据对张闻天、毛泽东的这两个报告的比较，竟然得出结论说，张、毛这两个报告在文化问题上提出了“两 种原则上颇为不同的两个发展方向的问题”。张闻天是“继承和发展了'五四'的光辉道路与方向的杰 出代言人。毛泽东对'民主'这个问题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他所主张的是“不要或没有民主方向的 文化路线”！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根本违背历史事实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因为：

　　第一，是毛泽东首先完整地提出新文化应用“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四大口号。

　　1939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研究召开陕甘宁边区文代会的有关准备工作。毛泽东在会上 发言，指出“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 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5](P149)。正是根据政治局这次会议的精神，张闻天1940年1月5日 在陕甘宁文代会上作了报告，这个报告不仅没有提出与毛泽东原则上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发展方向，恰恰相反，它是对毛泽东在 会议上关于新文化所作的上述概括的具体发挥。

　　第二，是毛泽东首先指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是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

　　在1939年12月13日的会议上，艾思奇在作关于准备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报告内容的介绍时说：新文化的性质是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特殊地说是三民主义文化，还有无产阶级彻底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毛泽东发言指出：“我 认为不提三民主义文化为好，因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有两派，一派是彻底的民主主义，一派是不彻底的 民主主义。以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好，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边区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民主主义的，应该宣传当前民主 主义的任务，同时又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5](P149)强调新文化应是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这是对民主这个 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吗？

　　第三，是毛泽东首先把新文化概括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并且强调了它的彻底民主主义的性质。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主持撰写和改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时，“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科学概念”[5](P154)。正因为如此，他在1940年1月9日作报告时，就把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概括为新民主主义 文化。他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个概念，当然不是在提倡“不要或没有民主方向的文化路线”，而是在把新文化的民主主义内 容更加突出地加以强调。他并且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 工农劳动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P708)这样，他就把在文化问题上的两种民主主义，即新旧民主 主义、彻底的与不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原则界限也划分清楚了。

　　应当指出，在当时，张闻天和毛泽东曾经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他们在陕甘宁边区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都是在贯彻1 939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其基本内容和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有的论者根本不了解12月13日政治局会 议的情况，即根本不了解张、毛报告的背景，也没有认真研读毛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具体论述，就望 文生义，捕风捉影，贸然得出张、毛在进行文化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样严重的政治结论，这种研究问题的态度不能认为是 严肃的，这种论证问题的方法不能认为是科学的。

　　下面我们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有关论述，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及其内涵分别作一点说明。

　　首先，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

　　这就是说，就这种新文化的内容来讲，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这是一种“反帝、反 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和解放，提倡民族自信心”的文化。[6](P253)

　　中国人民当时正在进行反帝的民族革命，新文化工作应当张扬爱国主义，帮助人民增强反帝斗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长期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新文化工作应当张扬 民族精神，帮助中国人民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力。它应当为凝聚全中国人民的力量而进行胜利的反帝斗争、争取民族独立 这一崇高的事业服务。毛泽东说：有人反对共产党谈爱国主义，这是不彻底懂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帝国主义的，在半殖 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帝国主义的。[7](P651)尽管中国的这种新文化可以而且应当“同一切别的 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 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2](P706)。

　　就这种新文化的形式来说，它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这是一种“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 文化”[6](P252)。事实上，任何文化的内容都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显示和表现出来；而只有适合中国民族的实 际和特点的形式，才能使新文化的内容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才能使新文化扎根于中国的土地而得以生长和繁荣起来。因 此，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其次，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

　　这就是说，“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2](P 707)。这是一种“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 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6](P252)。

　　由于封建社会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封建的等级观念、伦理原则、安于命运的思想等等在人民中的影响根深蒂固 ，而中国的地主买办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为了维护自身的反动统治又在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想；由于中国经济文化极端落 后，广大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迷信思想在中国的流行有着肥沃的土壤，而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又愿意维持这种状况，因 为人民的愚昧有利于维持专制主义。因此，必须提倡科学，反对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才能启发人民的觉悟，使他们自动起来 为自己的权利而进行斗争，才能使他们获得个性的解放，懂得人的尊严，发扬历史的主动性，也才能使他们逐步离开愚昧状态 和不卫生的状态，过上健康向上的生活。

　　这里所说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毛泽东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 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 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同时要做好科学普及工作，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4](P269)事实上 ，要老百姓不信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3] (P120)与专制利于人民愚昧相反，我们是利于人民聪明的。所以，我们要提倡科学，“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 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3](P241)。不过，“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人们为着要在 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4](P269)。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世界 观和社会革命论。新文化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提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帮助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 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来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

　　再次，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

　　这就是说，“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P708)。 这是一种“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 文化，而主张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又提高大众”。这种文化 既是大众的，又是民主的。它是“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主张民主政 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6](P252-253)。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毛泽东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 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2](P855-856)他们是新文化 的主要接受者、利用者，因此应当成为新的文化工作基本的服务对象。

　　新的文化工作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文化工作者就必须与他们接近，了解他们，从他们中间吸取营养，以便反 映他们的状况、利益、愿望和要求，反映他们进行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

　　新的文化工作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就要正确地解决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 艺术生活是太贫乏了，受教育的机会是太少了，所以，首先的和主要的任务，是进行文化的普及工作。由于中国的主要群众是 农民，“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2](P692)。不过，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要求着 重做好普及工作并不意味着提高工作就不重要了。对于人民群众中文化较高的部分，仅仅进行普及工作是不能满足他们对文化 生活的需求的。而且，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所以，必须把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的提高 ，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2](P862)事实上，也只有以提高作指导，深入 浅出，普及工作才能真正做到卓有成效。

　　新的文化工作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文化工作者本身尤其要解决一个立足点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为什么人 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P857)。对于党的文艺工作队伍来说，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使这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得到正确解决。他说，“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 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我们的立足点，“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2](P851、856-857)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党的文艺工作 ，对党的其他文化工作也是适用的。

　　总之，这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 文化。

　　四

　　为了建设这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国古代文化？ 如何对待外国文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每一个社会的特定的意识形态，无论就其内容或形式来 说，都有两个来源：内容上，主要是反映现实的社会存在、社会经济形态，同时也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对过去社会的某些意识 或材料；形式上，主要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同时又根据新的内容和条件对它们加以改造、补充和发展，并 增添某些新的具体形式。没有这两个来源，任何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都无从谈起。[8](P296)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 以波格丹诺夫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否定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 “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列宁对这种主张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 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 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 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9](P285)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 点，是同列宁的上述观点一脉相承的。他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 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3](P191)“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 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2](P860)

　　社会意识遗产的继承归根到底要受社会存在及其发展的制约。任何时代对以前的文化遗产都不会无条件地原封不动地 兼容并蓄，而是经过加工改造予以吸取。怎样加工改造，摒弃哪些，发展哪些，这在根本上也是由社会存在的现实状况和需要 以及思想家们的社会地位、阶级利益所决定的。[8](P296-297)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继承中国过去的思 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3](P192) “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也是如此。[2](P1083)之所以 必须这样做，其目的都是为了发展中国的新文化，以便为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服务，为人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思想武器和精神 食粮。

　　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 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要知道，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 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 判的总结”，这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2](P533-534)

　　中国的古代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这种文化，不是统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首先，封建时代的文 化，也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也有非封建乃至反封建的。所以，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 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分开来”。[2](P708)其次，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 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分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 不错的。针对刘少奇关于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这个观点，毛泽东说：“剥削阶级当它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 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3](P84)再次，封建时代的思想家所概括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固然主要是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道德要求，具 有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它的某些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应当遵循的规则，是可以批判地 加以利用的。比如，父慈子孝是孔夫子提倡的。而毛泽东就说过，“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 ，和和气气过光景”。所以，“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当然，这样做，并不是无条件的。[3](P115-116)还 应当注意到，封建时代的思想家的一些理论，也是可以而且需要分析的。比如，毛泽东曾说过，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即唯心 论)，从认识的全体来说，是不正确的；“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观念 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4](P160-161)最后 ，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毛泽东认 为，这一点也是不应当被忽略的。

　　我们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懂得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摒弃什么，改造什么 ，才能正确地对它进行批判的继承。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提出了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清理的任务。他认为，“清理古代文化的 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2](P707- 708)。

　　在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我们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很明显，对古代文化采取虚无主 义态度一概加以排斥是不正确的。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是弥足珍贵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鲁迅早就说过：“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 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不如此，新文化的创造 和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对古代文化采取封建复古主义的态度主张盲目搬用更是错误的。既然一定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 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那么随着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变化，这种文化的发展、变化归根到底是不可避免的。比如 ，孔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的历史作用不容抹煞；但是，当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救地走向崩坏，反对封建旧秩序的任务 已经被提上历史的日程，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企图维持孔学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支配地位，就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 害的了。孔学的那些为旧的封建秩序作论证和辩护的纲常名教等等根本的伦理原则由于不再适应现代生活，是决然要被否定的 ；尽管它所包含的一些有用的因素、成份会仍然会被保持下来，并且为适应新的情况而得到必要的加工和改造。毛泽东指出： 中国有些人“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只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3](P 191)我们固然必须尊重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 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2] (P708)。由此可见，我们同文化复古主义者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继承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在于：第一，对于中 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批判地继承呢，还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以至连它的封建性的糟粕也加以吸收，对其中的封建性的毒素也 加以颂扬？第二，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来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还是颂古非今 ，重新把孔学奉为正宗，使之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居于支配地位？这里的分歧所涉及的，并不是无关宏旨的若干细枝末节 ，而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方向、道路这样的根本问题。因此，必须进行反对这种文化复古主义的斗争。1940年9月5日 ，毛泽东在读了范文澜关于中国经学史的讲演大纲后感到“十分高兴”，曾写信给范说，“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 ，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撅，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 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10](P163)。

　　在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遗产的同时，毛泽东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 粮的材料”。他所说的外国进步文化，不但是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 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一句话，“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2](P706-707)。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秀传统。在唐朝兴盛的时 候，中国曾经和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玄奘法师更不远万里到印度去取经并带回国进行翻译。他是一个大翻译家。在近代，从 1894年到1911年那段时间，全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主义思想、文化以及自然科学形成热潮。“那一次学习 对我们是有很大帮助的。”[11](P264)为了学习和研究外国文化，毛泽东主张“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 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当然，首先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历史上的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但带有进步意义的，还有一些民主主义者的东西，我们都要翻译。”[3](P342)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应当做翻译工 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10](P202)。

　　当然，外国文化也并不是统一的、一成不变的文化。正如对中国古代文化需要进行分析一样，对外国文化也需要用马 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懂得哪些应当吸收，哪些应当摒弃，哪些应当改造。外国文化中，“有我们必须 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在对待外国文化的问题上，我们既 要反对排外主义，又要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 土壤里生长起来。“[3](P192)

　　毛泽东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 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 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 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2](P1083、707)这就是我们对于 外国文化应采取的正确的态度。

　　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和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就是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 目的都是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推进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化工作，服务于人民大众。

　　五

　　文化战线的工作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来做的。为了开展革命的文化工作，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共产党必须制定 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建设起一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工作队伍。毛泽东说：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 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者、文学家、艺术 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 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2](P1082)五四以 来，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党也做了大量的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作。不过，在这 项工作中也发生过若干偏差。比如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时期，曾过分强调注重工农成份的干部，认为知识分子政治上不坚定 ，不可靠；轻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好多用处。我们应当吸取这个教训。“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 辙。“[4](P233)遵义会议以后，尤其是抗战以来，情况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不过，也还发生过若干问题。比如， ”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所以，”要把它扶正“过来。[3](P343)毛泽东强 调，”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 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2](P620)。

　　怎样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造就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工作队伍呢？这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 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一方面，注意团结教育现有的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而在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是互相依存的 。因为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并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的知识分子的帮助；而造成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党 也就有了进一步团结、教育、改造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能力，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

　　十年内战时期，革命的文化工作曾经有过大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和根据地的革命文化工作者在配 合革命战争、与群众结合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反动派的阻隔，这两部分人的总的方向尽管一致，在实际工作中却 未能结合起来。抗日战争时期，原来南方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者经过长征来到了陕北，而许多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奔 向了延安。他们汇集到一处来了。为了推进革命的文化工作，毛泽东强调，这两部分人首先应当很好地结合起来，彼此学习对 方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形成一支统一的力量。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讲话时把原来南方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者 称作”山顶上的人“，把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他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 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apos ;；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希望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 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他尤其希望亭 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之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 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12](P252)

　　抗日战争开始以来，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仅仅依靠原有革命文化工作者已经不能充分适应形势的需要了，文化工作 者的队伍必须相应地扩大。为此，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要求一切 战区的党和一切党所领导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并按照具体情况 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懂得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 知识分子的区别，根据工作的需要和党的政策，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队伍，决定还提出“使工农干部 的知识分子化和使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的任务。[2](P618-620)

　　由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文化工作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而又繁重的，仅仅依靠革命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也还不够 ，还必须调动一切可用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为此，毛泽东、党中央提出了建立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下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 战线的任务。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在论述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时对此作了很 好的论述。他指出，上述新文化的几个要求是有机地联系着的。任何一种主义，一种学说，只要对于其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 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中，应该有各种多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 。但各种主义、各种学说的革命性、科学性及其对革命与新文化运动贡献的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它们相互间的思想批评、思 想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地位的、最能得到推崇的主义与学说，应该是能够为新文化的全部要求的实现而斗 争的主义与学说，是最富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的主义与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的主义与学说。因此，虽然这种新文化的 性质，“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最彻底的一 翼的作用”。[6](P252-253)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问题的讲演，提 出“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他确信 ，“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2](P1012)1945年4月24日，他在中共七大上所作 的报告再次指出，我们“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 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2](P1083)

　　毛泽东等的上述主张，对于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利用旧社会原有的知识分子、建立和发展文化工作中的统 一战线，起到了指导的作用，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不仅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前进创造了思想上的前提，而且 为中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准备了一定的思想条件。(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1]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2]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中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上卷[Z].人民出版社，1993.

　　[8]肖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1]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02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