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江卓群

　　抢救江卓群

　　———一位人禽流感治愈者的生死52天

　　■编者按：

　　自从2005年10月，湖南省一名9岁男童感染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以来，中国大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发现20名人禽流感患者。在这20人当中，有13人在发病后不久即告死亡，仅有7人得以幸存。

　　世界卫生组织已多次警告说，禽流感可能是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最大威胁。2006年8月16日，中国卫生部宣布新疆一名62岁老农感染H5N1死亡。而在印尼，至今已有60人感染，其中46人死亡。在该国，病毒在人际之间的传播可能已经出现。而这，正是人们最为担心的可能的全球性大传染的前奏。人类做好准备了吗？

　　深圳市卡车司机江卓群是中国这7名幸存者中的一个。在这7人中，他是病情最重、治疗时间最长的一个，也是惟一的成年男性，颇具标本意义。为此，本报记者深入采访和还原了江卓群从患病到出院的全过程。希望为这场“战争”留下一份特别的纪录。

　　□本报记者李海鹏

　　在所有亲历了救治全程的人当中，患者江卓群本人是最不了解情况的一个。在长达52天的治疗过程中，这位深圳的货车司机大部分时候被注射了镇静剂，是在无知无觉中度过的。8月2日，他从深圳市东湖医院病愈出院，当各地记者们不断追问他这些天的经历时，他常常表示“回答不上来”。他只知道，经过这场病之后自己有了一些改变，而且都是些很小的事情：不再吃鸡，也不再听以往很喜欢听的《茉莉花》。

　　在家里，有好几次他轻声嘟哝着：“有点儿烦。”但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运气好，死里逃生了。

　　江卓群活了下来，差不多完全要归因于受到了堪称顶级的医疗待遇。在他就医期间，仅仅使用的各种药物就价值70万元以上，全部由政府埋单。“治疗这个病人，我的感觉就像打仗。”深圳市东湖医院院长周伯平博士说。

　　“从组织协调，到病情观察，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级别。”周伯平说。

　　“我死给你看”

　　科学家们很难断定病毒为何偏偏袭击了江卓群。深圳市卫生系统认定的原因是，发病前8天他吃了鸡肉。可江卓群自己却对本报记者坚持说，家里最后一次吃鸡至少也要在自己发病前两个月，当时妻子去菜市场买鸡，当场宰杀后拿回家煲了汤。另外，他自称，自己向来不喜欢吃鸡。

　　他很疑惑：“当时只喝了一点汤，又过了那么久，怎么会是鸡传染的？”周伯平院长对此的解释是：“他得病而家人没得，可能与病人自身的免疫能力较弱有关，他是货车司机，经常开夜车，身体比较疲劳。”

　　发烧是在6月3日悄然开始的，而且在最初几天里势头平缓。在江卓群租住的深圳市横岗社区安良7村的一家小医院里，医生只是给他打了治疗感冒的普通吊针。此时正是人禽流感早期治疗的最佳时机。不过，没有谁能责怪这家小医院，因为当时的深圳市并无观察到爆发禽流感的疫情。

　　事后香港大学的检测结果表明，此次致病的H5N1型人禽流感病毒就来自深圳本地。这或许就是禽流感病毒的神秘之所在。

　　“感冒”了4天之后，病毒终于图穷匕现，江卓群越烧越厉害，体温最高达到39.9度，并开始畏寒、咳嗽。由于家境窘迫，他仍然不愿到收费昂贵的大医院去。6月8日起他咳嗽加重，胸闷气促，全身各处都觉痛苦。到10日，终于不堪忍受，才到深圳市人民医院就医，并于当晚入住呼吸内科病房，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就因“呼吸衰竭”转入ICU病房。

　　自始至终，江卓群对自己生命的关心都没有超越对医疗费用的担忧，原因是他全靠每个月2000元左右的收入来养活妻子和3个孩子，又没有上医疗保险。当天，他的妻子林静婵向亲戚朋友借了几万块钱，当晚交了1万元住院押金。令他们一筹莫展的是，这笔“数目很大”的钱在两天内就花完了。

　　就在入住这家医院的最初阶段，江卓群的病情陡转紧急。

　　10日当夜，江卓群高烧达40度，呼吸困难，不停地咳嗽，“吐了一夜的血”——吐出的“痰”完全是红色的，呈血液特有的泡沫状，用来接“痰”的手纸几乎装满了整整一个垃圾桶。实在难以忍受痛苦的他最后对护士说：“我死给你看！”于是使劲儿用头撞墙，撞了5下，“太痛了，撞不死。”就这样他熬了一夜，“好辛苦”，到天亮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X光片证实，这晚之前他的肺部阴影还只是在左肺局部，而这晚之后就已经弥漫到左右全部肺叶。

　　到次日被深圳疾控中心认定为疑似H5N1型人禽流感患者时，江卓群已经到了发病的第9天。

　　这就是他成为“全国治愈的人禽流感患者中患病最重的一位”的全过程。据深圳市东湖医院医生事后撰述的《临床分析》记录，转入东湖医院时的江卓群多个脏器严重损伤，“免疫能力低于艾滋病晚期病人”，气若游丝而有“危重病容”。

　　别无选择

　　6月12日凌晨2点半，江卓群被转入深圳市东湖医院的隔离ICU病房。仍然用借来的钱，林静婵交了1.5万元住院押金———不过在广东省和国家防疫中心确诊江卓群为人禽流感患者后，这笔钱被确定可以退还。

　　这天凌晨1点，东湖医院感染科护士长周亚红正在江西的一座名山里，参加医院的活动。她接到了周伯平的电话，“转来一个病人，很可能是禽流感”，要求她和同事马上赶回医院。

　　同样的电话也打给了感染病区主任刘水腾。一个小时后，刘水腾就已经转移了12个病房的病人，腾空了一层楼。

　　直到几天之后，林静婵才被允许在感染病区二楼的抢救室窗外观望一下病床上的丈夫。她没什么文化，不懂得如何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很多天后，记者们问到首次看到昏睡的丈夫时她在想些什么，回答出乎人们的意料：什么也没想。最终，这个回答被曲解为“大脑一片空白”。

　　在丈夫转院之后，她乐观地意识到，这一回可能有救了。她早就在电视上看过，禽流感这个病跟别的病不一样，很可能会死人。但是，“医生对我讲，政府说了，付出一切代价抢救病人。”

　　林静婵从此坚信，丈夫肯定会康复，因为她“相信政府”。与她相比，周伯平院长倒要悲观得多。

　　“这个病人刚入院时，经初步检查之后我就很不乐观，当时我想，治好的话就是一个奇迹。”周伯平说。不过他很清楚，而对如此危重的病人，这一次他和他的医院没有别的选择：全力救治。

　　迄今为此，广东省一共出现了两名人禽流感患者，一位姓劳的广州病人已于此前去世。而“国际上的人禽流感死亡率是50％多，国内是60％多。”刘水腾说。

　　周伯平则认为：“人禽流感病例一旦出现就会引发全球关注，这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深圳靠近香港，活禽供应停止一天，就要损失几十万。这个病人治不好，有人就会认为是卫生体系不好，投资环境不好，还会影响社会安定。”

　　深圳市卫生局长江捍平很快到了医院，转达了多位省市领导的批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患者。

　　这简直就是生死时速！东湖医院紧急指派了由6名医生组成的临床治疗小组，另由市卫生局协调，从外医院派来了15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护理的护士则先后达到20多名。同时，专家组也开始运作。深圳市参加此次救治工作的专家共有8名，包括了全市传染、呼吸、ICU、放射、微生物和药理等专家。此外，卫生部的2名专家、广东省卫生厅的8名专家也参加过救治工作。

　　若非如此，你很难相信这样一位病人还活得成：肺、心脏、肾、肝、血液系统和免疫系统，全部处于崩溃的边缘。江卓群的妻子林静婵事后描述说，“肺都烂了。”在6月16日，为了长期使用呼吸机，这家医院给江卓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其后的几天中，每次为其吸痰时抽出来的都是血，“一管一管地抽出来。”

　　一般人很难了解，一种呼吸系统的病毒会侵害心肌细胞，使江卓群的心肌细胞中广泛出现水肿和空泡，即明显的中毒性心肌炎症状。正常人的CD4＋T免疫细胞为600个／UL，而他当时绝对计数最少只有5个／UL。

　　东湖医院的医生猜测，禽流感病毒可能直接攻击了免疫细胞CD4＋T。病毒之害如此剧烈，让袁静医生做出了这样的类比：SARS还只是摧毁免疫系统的一半，人禽流感则是完全摧毁。

　　2003年，东湖医院曾是深圳市收治SARS病人的定点医院，当时上报了确诊病例10多例。

　　即便如此艰难，深圳市卫生系统除了倾尽全力外别无选择。医疗小组每半小时记录一次呼吸机的工作频率并随时调整，至7月5日止，积累了厚厚的一大叠打印纸。周亚红带领护士小组，每半小时记录一次他的体温、心律、血糖和生命体征，每半小时为他拍一次背、吸一次痰。每半小时，三名护士配合，为病人翻一次身，小心翼翼地不弄乱他身体上的至少6条、至多9条医疗管道。

　　ICU病房的特别护理标准是，在每个班时中，护士和病人“一对一”———“其实是做不到的。”袁静说———而这一次不仅做到了，而且达到了一对三。另外，如有需要，忙于其他工作的护士可以随时抽调过来。

　　每隔两小时，就会有两名护士为这名货车司机按摩一次。她们不停地给他擦身、全身涂油、护理嘴唇、点眼药水。最初她们都预防性地吃了抗病毒药物“达菲”，恶心干呕，仍然不停地工作。

　　“我们压力很大，生怕出半点儿纰漏。”周亚红说。

　　无微不至

　　护士长周亚红在6月14日凌晨首次进到江卓群的病房时，第一眼没看到病人，只看到一大堆仪器。仪器之多，仅微量泵就有6台，它们控制药物输入的剂量，误差不会超过0.1毫升。另外还有心电监护仪、氧气筒、呼吸机等等。呼吸机是东湖医院特地为江卓群买的美国“840”，花了80多万元，刘水腾说，“是全世界最好的”。

　　深圳市卫生系统一度对这个病人的前景很乐观，卫生局长江捍平曾说，当地电视台可以每天报道一次治疗进程。不过电视报道并没能够持久。周伯平很快就发现，人禽流感的治愈难度远远超过了SARS。

　　在治疗成功后，东湖医院院方总结了“六条经验”。一些医生也有独立的见解，一位医生说，他认为最有价值的经验是“密切观察”。

　　他解释说，这一条说起来简单，但是要做到如此“密切”可不容易。只是在经过了这次治疗之后，他才明白，原来病人竟需要如此程度的“密切”。

　　第二条经验，他认为是“钱”。“想到的，就可以办到”，医生们必须依靠这一基础才能创造奇迹。

　　医疗的规律总是相同的，有时不同的只是态度。在全球任何地方，一旦给病人用了大量激素，病人的血糖就会升高。袁静医生说，以往他们会认为这种升高是正常的，根本不会去干涉，这一次由于要江卓群必须活下来，他们就想尽办法降血糖，结果情况好得令医生们自己惊讶不已。

　　治疗SARS时曾有病人因呼吸机使用不当，引发气胸而致死亡，这一次呼吸机的使用被认为是成功的关键之一。她总结了一个词：无微不至。

　　到6月14日，监测证实，“达菲”等原本对禽流感病毒非常有效的药物，在超过发病48小时的时限后效果有限。周伯平因此果断开始联系人禽流感治愈者的血清。通过安徽省卫生厅，医院联络到了一个当地女患者，她当天专程乘飞机赶到了深圳。

　　东湖医院在治疗SARS时曾对一位孕妇患者使用过血清，效果良好，这是周伯平产生这一想法的基础。不过，这一办法能否在人禽流感患者身上生效，当时他仍“心里没底”。无论如何，这是最后一招。

　　6月15日凌晨1点50，200毫升的血清，“像清水一样”，被输入到江卓群的血管。事实证明，这是整个治疗过程中最关键的时刻。到早上7点检查，血液中的禽流感病毒已经很少。16日白天再检查，已经查不到了。

　　不过，江卓群生命最危急的时刻，还要出现在一周之后。由于免疫力太差，以及气管长时间切开造成感染，当月22日其呼吸衰竭加重，肺部阴影扩大，肺内的痰大量增加，体温升高，白血球升高———各种体征表明，在禽流感病毒已经被清除之后，江卓群正在因为其他原因而生命垂危。

　　痰检表明，耐药菌正在大量增加。这是继发肺炎，由“绿脓杆菌”引起。医生们明知它对各种抗生素超强耐药，还是使用了一些抗生素。数日之内，完全无效。周伯平请教了上海和国家卫生部的抗生素专家，按照建议使用了一些抗生素，仍然无效。复合抗生素，加大剂量，还是无效。

　　“多粘菌素B”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投入到江卓群体内的。东湖医院的实验室在这些天里不停地做着各种实验，这一天的实验结果表明，多粘菌素B对绿脓杆菌有效。可是新的问题是，这种美国药物没有经过国内的药物实验，不被国家卫生部许可使用，在国内停用已近10年。

　　通过香港大学，东湖医院弄到了几支多粘菌素B针剂。后来又由深圳市政府出面联络香港卫生署，弄到了更多。可是在专家组会诊时，专家们否定了使用这一药物的方案。多粘菌素B毒性极大，有肾毒性和神经毒性，用后病人会高烧、发疹、危害肾脏。

　　周伯平很清楚，江卓群至此已经没救了。他私下里对深圳市卫生局长江捍平说：“这个病人死定了。”

　　就像一场梦

　　22日深夜，江卓群病危。周伯平不得不冒险一试。在病房内，他对夜班医生说：“点眼睛试试。”医生把多粘菌素B针剂点到江卓群眼睛里，稍后一段时间内并无刺激性反应。周伯平因此决定冒险一次，就用这个药了。

　　这并不是专家组决议，完全是由他一个人授意进行的。医生们把多粘菌素B针剂滴到切开的气管里，试图用最直接的方法杀死病菌，但是病人因此剧烈咳嗽。最终，被采取的是最传统的方法：中等剂量，臀部注射。正常消息很快传来了：病菌受到了有力的抑制。

　　次日，周伯平受到其他几位专家的指责：这么大的事，先斩后奏。不过，好消息也很快就传来了：副作用虽明显，但并没有达到无法化解的程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周伯平都成了赢家。

　　其后的治疗过程就很平淡了。7月5日夜里，江卓群脱离呼吸机，镇静剂停用。当医生告诉他，他已经身在东湖医院，而且已经治疗了23天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焦躁不安：这得花多少钱啊？

　　“这是ICU综合征，表现为烦躁不安。”袁静说，“另外镇静剂就像毒品，脱离之后会有类似精神病的反应。”由于江卓群的精神症状过多地集中于医疗费用，医生和护士之间开始演出小小的戏剧———医生故作不经意地对护士说：“你听说了没有，市政府给这个病人的钱已经下来了！”

　　护士们拿来了他全家人的照片，他心情因之好转。医院知道他喜欢听民族音乐，给他买了一台录音机，专门放民族音乐。可是这一次的效果却没有那么好，江卓群躺在朝北房间的病床上，身体无力，思维却慢慢活跃起来，他发现自己因为病的原因听到哀婉的旋律就心情不好，就不再喜欢听《茉莉花》了。

　　他很感激东湖医院的医生。一位医生曾告诉他：“SARS爆发时，我们治疗100多个病人，都没有治疗这一个禽流感病人这么难。”

　　这种难度往往体现在细节上。在治疗SARS患者时，由于皮质激素的过量使用，全国各地都有病人在出院后股骨头坏死的先例。这一次，由于有不间断得到的化验数据、众多医护人员的监测和微量泵的辅助———有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患者身上———皮质激素的使用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总是既不多，也不少。

　　“夜班时真是一点儿也不敢睡，”袁静说，“压力太大了。”

　　这种感受导致的结果是———这是人们曾经不得不作最坏打算但又强烈期盼的———8月2日江卓群出院，气色很好，与妻子手拉着手，看上去是典型的幸福的一对。

　　东湖医院的照护是如此周到，以至江卓群出院时，“身上一个包都没有”。

　　经过了这52天，周伯平抵达了自己44岁生活中的顶峰。与记者交谈时，他显得自信满满，轻描淡写地看着没人的一侧。在这场他所说的“战争”、或者说赌博中，他赢了。如今他正在等待着深圳市委市政府特别召开的表彰会。

　　在整个过程中，让林静婵最烦恼的不是丈夫的病情，而是香港媒体狗仔队的超级敬业的表现。“他们好几十个人，每天在我家楼下等着，从早上6点呆到晚上12点，还嚷嚷着说要拍我的小孩子。”在她家所在的每月需付500元租金的房子外头，房东特意换了锁。她因此心情非常坏，不理解咫尺之隔的香港人为何如此关心这里发生的一切：“我老公得病，关他们什么事？”

　　“得这场病，就像做了一场梦。”江卓群抓着自己的膝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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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圈等／摄向春／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