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校热潮高 新法考政府

　　新学年开始恰逢新的义务教育法实施，新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校与非重点校，校内不得分设重点班与非重点班，这“意味着给政府出了张试卷”。

　　年复一年，有关部门三令五申禁止中小学择校；各地也陆续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择校。但是，择校热潮仍然一浪高过一浪。今后，择校困局能否会因为新法的实施而纾解呢？

　　“禁择”：政府之手艰难发力

　　新学期一开学，沈阳市城区254所中小学1977名教师将完成沈阳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流动”：超编学校教师向缺编学校流动；优质学校教师向改革学校流动；城镇学校教师向农村学校流动。如此“折腾”，目标只有一个：通过3年至6年的优质师资“大流动”，基本实现中小学教师资源均衡配置，杜绝择校现象。

　　但是，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杨小微对这一做法表示担心：名教师的成长和培养，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如相对稳定的教研团队、相对延续的学校文化等，流动轮岗随意性较大，不利于名教师的培养和成长。

　　杭州近年来大力推行名校集团化建设，实施名校连锁办学，将复制、培训后的名校先进管理经验、优秀师资等教育资源扩散到新校，满足学生就近享受优质教育的需求。

　　但是这一做法的后遗症也很明显：名校这杯“牛奶”可能被“稀释”；名校集团化加剧了文化趋同，很可能使得一批学校丧失个性；多种体制、多种融投资方式并存的教育集团，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北京、上海等地，则采取强制推行“电脑派位”等措施抑制择校。其结果则是：家长依然择校，只是择校门槛更高了，择校的手段更隐蔽了。

　　“教师轮岗、名校连锁、电脑派位等一系列措施，在一定区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择校风。但从根本上来讲，教育资源均衡的‘制度瓶颈’不解除，择校风就不能从根本上刹住。”教育问题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说。

　　“制度瓶颈”：拉大教育差距之“根”

　　教育差距日益拉大，即使在同一城市，一条马路之隔的两所学校，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学质量也可能会有天壤之别。是什么造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教育鸿沟？

　　杨小微分析，首先是教育投入政策。我国的教育财政制度是“教育投入与地方财力挂钩”，由于地方经济发展不均衡，学校间的差距自然加大。其次是示范学校政策，造成教育差距的扩大。再次是民办公助政策。许多家长抱怨：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改制政策实际上是弱化了教育的公益性，人为地制造了教育的不公平。

　　北京宏志中学校长冯洪荣说，改制学校集中了优质资源，通过高收费手段，获得了发展资金，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教育差距。此外，有些地方为了扶持改制学校发展，政府允许他们提前招生，好学校把好生源挑走了，进一步加大了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差距。

　　熊丙奇说，教育应该是一种社会调节器，使各种人都有公平晋升的台阶。教育的不公平实际上加大了社会的不公平，如果农民永远只能是农民，农民工永远只能是农民工，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困局求解：给政府出张“试卷”

　　新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学校内不得分设重点班与非重点班。熊丙奇教授说，这“意味着给政府出了张试卷”。一方面是政府必须承担公平教育的义务，一方面是部分高收入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旺盛需求。

　　专家说，在一些发达国家，公办学校都是平民学校，家长择校的对象主要是民办和私立学校，而我国的择校却“倒挂”，家长择的大多是公办学校。其根子在公办学校之间在经费、师资等资源配置上的不均衡。

　　熊丙奇表示，要根治择校，关键在于均衡学校之间经费、师资等资源配置，保证公办学校收费透明；建立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的教育财务制度，明确学校和教育部门的财政权限和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财政专家王善迈认为，义务教育财政机制应改革以县为主的教育拨款制度，“重心上移”，并建立从中央到县的四级“公共教育经费拨款委员会”。成员由人大代表、各类学校代表和政府各相关部门的代表组成。主要负责审核、批准本级公共教育经费的分配方案并将其纳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对公共教育经费分配预算的执行进行监督。据新华社（短信代码：4217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