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昕(杜克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JD)候选人)
杜克大学法学院为新生举行的“宣誓”(Pledge)午宴，被安排在很能代表学校传统的卡梅隆体育馆举行。精
致的圆桌上杯盘刀叉错落有致，师生校友围坐一起，寒暄攀谈，时时举红酒各自示意，环境典雅，但气氛不失轻松。餐食将毕
，北卡州律协职业伦理委员会负责人与本地业界人士先后致词，说些应景的老调。紧跟其后，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
校
友邓肯女士走上讲台致意，大家也都随之离座站立，面对女法官把右臂举起：
“我宣誓：在加入法律这一荣耀职业并处于法律人共同体的任何时刻，都会秉承社会对这一职业的廉洁与正直之期待
；在学业与职业中致力于达致最高标准的诚实；在校期间，将严守荣誉法典(HonorCode)，精于学业、持守诚信、
有力担当、建立友谊、服务社会、专业精良、有所追求……”(大意)
午后的阳光从卡梅隆体育馆的落地窗透射进来，邓肯法官黑色短发下的耳坠金光闪耀，任何人彼时彼刻都无法不为弥
散在宴会厅中的庄严所触动。然而，宣誓结束，众人归座，悬空中的崇高气息沉降下去，我脑中却居然出现了那部叫作《死亡
诗社》(DeadPoetSociety，又译《春风化雨》)的电影：这部教育伦理片开头，也是学校在礼拜堂举行庄严
集会，学生在校长的带领下齐诵校训：“传统！荣誉！纪律！卓越！”然而，当学生们冲回宿舍，扯下领带甩掉西装，一男生
发问：“先生们，我校‘四大支柱’是些啥？”众人再次齐声高唤，喊出的却变成了：“搞笑！恐吓！老土！大便！”(注：
英文中这四词与前面四个谐音。)
——有这样煞风景的联想，我自己都怕要惭愧。前一阵国内关于“宣誓”又起热评。大家在批评国人宣誓流于形式不
起实际作用时，常爱援引在国外宣誓之重要以资反衬。而更加严重的指控则是，由于国人内心缺乏信仰——大概比较典型的就
是像我这样在庄重场合还能有无厘头想法——良心和道德的自我约束也比较差；而“没有了信仰的法律会变成僵死的教条”(
伯尔曼他老人家不出意料地又蹦出来)，依靠法律而没有良心，社会治理机制就无法运转良好。
笔者之前的专栏文章经常讨论法律的局限性，但这里却要唱个反调。徒法固不足以自行，但每为国人良心境界痛心，
便对伯尔曼的“法律信仰”说做片面解读，也未必合适。确实，西方社会至今仍多用宣誓，但如果说其社会法律制度对宣誓有
多么实质性的依赖，倒也未必。美国法院传唤证人时要求其手按圣经宣誓诚实，但如果靠这样的仪式就足以保证证人不说谎，
我们就很难理解“妨碍司法”(perjury)为何在美国历来都是足以导致监禁的严重罪行。而新生入学固然都要举右臂
宣誓，但“严守荣誉法典”并不仅仅是为自己脸上有光：美国法学院的“荣誉法典”，其实不折不扣就是一部法典(Code
)，上面详细罗列了“违法”行为及其后果。比如考试作弊、论文抄袭，触犯者不但会被学校处分，而且记录在案，申请律师
资格、找工作都会遇到大麻烦，投进法学院的巨额学费就此打了水漂。
违反誓言的后果是严重的，但严重的后果其实并不来自誓言以及誓言背后的信仰，而恰恰来自一套世俗甚至“肤浅”
的、通过有效使用胡萝卜和大棒维系其运转的制度。特别是，除了显而易见的“大棒”，需要注意到，好的制度也能提供“胡
萝卜”：近年来关于法律与社会规范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都已指出，说话算数、信守诺言者，在能够准确有效传递信
号的制度中，会因获得更多人的合作而受益。另一方面，对誓言有坚定的信仰也并不能保证不犯错误。还是以学生宣誓恪守荣
誉法典为例。由于美国学术写作规范复杂，引证体例繁琐，即使诚实的学生也有可能犯错，而一旦犯错就构成对荣誉法典的违
反，没有任何辩护余地，所以真正重要的已不是是否“诚实”、看重“荣誉”，而是有没有尽到足够注意。如果制度能够明确
该为自己说的话负什么责任，内心是否“信仰”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重要。
当然，这不是在说，宣誓与信仰完全无关，良心也不能约束人的行为。但如果在“宣誓无用”的现实面前只顾批评国
人没有信仰或者制度没有信仰作基础，这就可能转移本应给予制度分析的注意力。其实，如果组织安排得精致，即使不涉及信
仰，“宣誓”也是难得的让人们体验庄严和神圣感的仪式——而对于一个人来说，美好和丰富的生活需要这种感受。但我们看
到，即使《死亡诗社》中那样肃穆隆重的仪式事后也会遭学生恶搞，说明对于现代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感受并非日常
必需品，不能搞得太多。一旦泛滥，倘若组织者再缺乏技巧和想象力，难免就成了国内这种倒胃口的局面；怎么就能赖参与者
心灵空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