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影像中的司法》有感
□孟 遥
法治社会的变迁，不经意地被电影记录了下来。黑暗的房间，放映机缓缓的转动，幕布上跳动的影像让我们仿佛坐上
时间快车走进了别人的生活：公平、正义、丑陋、邪恶、
宿命、复仇……人性与社会中的法的元素在这里还原。观众们对电影
发出一声声感慨的同时也会对法律有一些认识。作为在法治社会中生活的个体，每个人都会对“法律”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
比如对于电视上“今日说法”之类的节目，有的人不屑一顾拿起遥控器匆匆换台，有的人喜欢看惊险刺激的办案过程，有的人
看完节目后则热衷发表一下自己的感想。同样是节目之后的评论，有些人就案论案，单纯靠生活经验评价某个案子判决的公平
与否，有些人透过个案能够准确洞察法律现象背后的法律问题，甚至能分析出那些法律问题产生的种种原因。当然，达到最后
一种境界的人必定是个法律方面的高手，因为唯有经过苦心修炼的人才会有如此洞察力，才会做出如此深邃之分析。
西南政法大学徐昕教授素以眼光独到为法学界知晓。身为法学家，他不是就法论法，而是长期关注社会，研究行动中
的法律。这次，他看到了电影中的法律元素。中国电影百年之际，他组织一班法学高手评论电影中的法律问题并出版《影像中
的司法》一书。
作者可能担心“东施效颦”的故事再一次被我们当今的社会重演，很多评论都是站在中西方法律制度与文化对比的角
度进行思考。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西方的法治正在被我们当作榜样并贯彻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然而它真的完美无缺吗？就算
是完美，它也能继续在我们国家完美下去吗？西方艺术家并没有否定法律，更多的是在探讨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法律制度以适应
社会的发展，所以他们偏爱法庭审理过程的正当化、律师的社会责任、未来的法律秩序之类的主题(见关于《失控的陪审团》
、《少数派报告》、《魔鬼代言人》等的影评)。而中国社会，法律现代化的过程过于强调以西方的法律模式作为参照标准而
忽视了社会的本土资源。所以艺术家们困惑：为什么我们的法律与社会生活在许多方面格格不入？为什么我们总是陷入“人治
”的宿命？通过他们的作品，我们能明显觉察到熟人社会的场景，也依稀可以感触到传统社会的礼法秩序的影子。(见《大红
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刮痧》等的影评)。其实法律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面对诉讼爆炸，西
方开始转向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同时正在尽量减少律师的介入。难道是上帝嘲弄了我们？西方社会当前希望拥有的正是我
们正千方百计想要剔除的。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一段路之后，突然发现，我们又回到了原地。
生活在中国社会，作者对中国社会中的法律运作当然是感同身受，法律的适用就像发生了排斥反应一样难于融入中国
社会，这一点在法官身上体现最为突出。两篇《法官老张轶事》的评论中，作者集中讨论了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一方面，法
律要求中立的法官追求法律上的真实，按照法律标准审理案件；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好法官的任务是努力使判决达到令人满
意的程度，不仅要双方当事人满意，还要让领导满意，让社会公众满意。这样看来，调解制度更应该说是中国法官们在法律适
用的过程中将法律规范嫁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艺术，是国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展示其权力的艺术。
苏力教授曾经在法学界当中发问：“什么是你的贡献？”难道法学家们的追求就是打造出一个在逻辑上完美无缺的法
律大厦吗？疑问之后的反思总会让人更加清醒并带来思想上的火花，一些学者开始转向现实生活，法社会学方法的乡土气息给
法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徐昕教授似乎走得更远，他试图摆脱规范法学不可避免的目光狭隘的问题，大胆地以人类学、社会学
、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法律。他的博士论文《论私力救济》中，一个民间收债的真实案例纳入了他的视野。仅仅一个事件，我们
就能透过他精致的分析感受到事件背后的各种力量的作用。法律始终无法脱离社会生活，传统法学关注的是立法，而现在，法
学视角被大大拓宽，执法、司法也被纳入了研究范畴。对于幼稚的中国法学来说，这不能不算是一种里程碑式的进步。
新作《影像中的司法》保持了徐昕教授一贯的风格的同时，融入了更多的文艺气息。从某种程度讲，这部影评集可以
看作是由爱看电影的法律人与关注法律的电影人共同演出的协奏曲。创作电影的人都是感情丰富的人，而研究法律的人都极其
推崇纯理性的研究方法，他们号召全体人类“thinkinglikealawyer” 。看似水火不容的两种思维方式
在这里却找到了交点。沉闷的法学，来点儿浪漫；凌乱的文艺，加些严肃，的确让人耳目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