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杂志：弃学现象拷问中国教育

　　《市民》记者 黄昌成 发自广东云浮

　　2006年5月1日，未满16周岁的陈明(化名)迎来了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劳动节：这天一大早，工厂老板就给了他300块的“奖金”和一天假期。

　　一个月前，陈明由老乡介绍到深圳市宝安区这个叫“应人石村”的地方打工。他和

另外三名工友住在老板提供的一间一房一厅的房子里，和老板一家一起吃饭，不用交房租和伙食费。做学徒的头一个月，没有工资，每天上班、下班，工作10小时，周末不休息。

　　在陈明所在的工业园里，年纪与他相仿的人不在少数，来自广东和其它省份的都有。在他们的故乡，越来越多的农村少年放弃学业，一同踏上辍学打工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是以往那种因贫困而辍学的学生，他们是有条件上学的“新弃学群体”。

　　失学：非学费之罪？

　　大学刚毕业一年的陈成(化名)得知弟弟放弃学业外出打工，大吃一惊：“现在家里的经济条件比我读书时好多了，没有必要(辍学)啊。”

　　但是他母亲给他算了一笔账：

　　陈成读高中的学费、生活费大约是每年2500元，大学四年每年花费7000元，高中三年和大学四年共花了3.5万元。大学毕业后他年薪3万，每月工资约2500元，另外还要扣税，交纳各种保险，租房每个月430元，上、下班的车费每个月70元，伙食费每个月500元，再加上各种应酬，每月最多剩下500元。以后还要在广州安家落户，费用巨大。

　　弟弟一年后每个月可以拿到1500元，吃饭住房都不用自己掏钱，加上交际面窄，开销小，每个月也可以剩下700～800元。

　　母亲还说：“况且现在就算读了大学，也未必能找到工作。”母亲的话使陈成彻底丧失了劝说家人的勇气。他说：“读大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诫我们说，读书的多少跟以后挣钱没有直接关系，它只是提升个人素质的一种途径。我也承认一个人读书越多对他越有好处，将来的发展潜力相对也会大一点。但是现在我无法为弟弟的将来打包票，家人用钱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让我觉得很无力。”

　　据小范围统计，自1986年国家实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来，陈成兄弟所在的广东省罗定市某村一队19户人家大约有37个适龄学生应该完成初中阶段的教育，可是却有13个人中途辍学，其中，因为贫困交不起学费的只占少数。

　　罗定市教育局的负责人说，2005年罗定在校生为6万多人，初中毕业生1.8万人，初中升高中率为50%左右，每年都有6000多人没有读高中便走出社会，每年中途退学的初中生有1000多人，而学费问题已经不是个中的主要原因。

　　根据广东省出台的措施，自2006年9月1日起，全省农村户口的学生义务教育阶段不收杂费，实行真正免费入学。但是这个“在广东基础教育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消息传来，并未给陈成兄弟所在的村子带来多大的惊喜。村民们怀疑政策是否能够真正得到落实，他们担心地方和学校会变着法子收费。有人担忧地说：“免费入学可能是把戏，就好像农业税一取消，农药化肥就涨价了。而且，读小学初中每学期就交两三百元，我们一般人都负担得起，真正花钱的是读高中和大学。” 观念先入为主的农民不相信天上会掉下馅饼，对让儿女继续升学、深造的未来梦境，他们的态度也就显得颇为冷淡了。初中生辍学的现象仍在继续。

　　从“失学”到“弃学”

　　当被问及为什么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时，陈明说：“不知道要考哪间学校，英语也学不进去，还不如尽早出来打工。至于毕业证，到时可以找关系花钱买，交300块就行了。”在他看来，读书就是为了拿一个毕业证，既然用钱可以买到毕业证，也就可以用钱代替受教育的经历。

　　陈成说：“以前，大家以为读了大学就可以当大官、坐轿车，现在觉得读大学已经改变不了命运了，中专和专科更是不在人们的考虑之列了。”

　　村民们则这样对记者说：“与城里学生相比，农村孩子成绩普遍不行，一到升学考试就会败下阵来，县城里只有三所重点高中，上不了重点高中就上不了大学，那样的话读书就没什么用了。”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从1977年高校恢复招生时算起，村子里只有三个人考上大学，而且都只能上收费较低的师范学校。

　　据有关人士分析，在农村，一部分失学者并非因为贫困而辍学离校，当家长觉得孩子没有希望升入重点大学，又对就读一般大中专学校后的就业前景感到渺茫时，他们就会认为孩子的教育投入成本过高而且风险大，划不来，就会考虑让孩子外出打工或经商，早点赚钱养家。这种原因造成的失学者跟因为贫困而辍学的学生不一样，被称为“新失学群体”，或者可称为“弃学群体”。

　　2004年以来，珠三角地区的制鞋、玩具和制衣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普通出现劳工短缺现象，工厂招不到人，传闻仅东莞就有100万的工人缺口。经由媒体连续报道和外出打工的人“眼见为实”的渲染后，“劳工荒”一词迅速向全省每一个偏僻的角落扩散。这个让众多工厂老板头痛的问题却成了早就蠢蠢欲动的农村青少年的福音，为他们外出打工的念头注入了一记强劲的“兴奋剂”。根据广州近郊的增城市某中学张老师所说，全校44个班中，从2005年9月份到现在，大概每个班都有三到四个学生退学，多是无心读书，外出打工。

　　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与此对应，初等人才、熟练工人占了生产力市场的主要地位，但是劳动力短缺显然不能依靠诱导初中生辍学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来进行补充。有人呼吁，为了让普通劳工将来能够有充足的发展后劲，同时分担普通高中和高校办学上的压力，应该全力打造好中国的职业教育。但另一方面的情况是，据《南方周末》报道，上世纪90年代到2005年期间，职业教育的比例从原来的58%滑到38%，不少职业学校因招不到学生而萎缩。在欠发达地区，不少地方和学校为了自身利益，强迫考生报考自己本地办学水平不高的职业中学或技术学校；更有甚者向一些不正规的职业学校出售考生信息。在农村，每当初三升高中的考试结束后，一些来历不明的职业技术学校和中专院校的录取通知书便满天飞，给家长和考生造成了中专和职业技术学校“不值钱”的错觉。

　　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在周围不时有学生辍学的情况下，一些来自农村的“高四生”高考“失败”后，都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专科院校的补录而选择重读，即使他的家庭早就已经陷入借债度日的困境。他们隐约觉得，如果考不上重点大学，将来毕业找工作将会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他们像在进行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赌博，固执地要挤上心目中那道神圣的“独木桥”，即使把老本赔光，也在所不惜。

　　由于消息来源的闭塞和认识上的偏差，多数村民认为，读职业技术学校没有出路。在他们看来，送孩子读书就是为了培养白领、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如果读了书还要当“工人”，非常不值。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担忧：职业技术学校的校风普遍不好，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孩子容易被“教坏”。在2006年5月召开的广东省各地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工作会议暨基础教育宣传工作会议上，新上任的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大声疾呼：我拜托各位，回去后叫各自所在的教育局和学校不要再封锁珠三角地区中专技校的招生信息了！特别是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他们的孩子到珠三角地区就读职业学校实在是太重要了！

　　在农村，上高中考大学的路子对于大多数的家长和学生来说，都显得太艰辛：家长掏不出钱，学生考不出分数；而职业教育又已经有被“妖魔化”的趋向，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从它身上寻找出路。就这样，大多数农村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道路已经被堵死。

　　路在何方？

　　2005年暑假，偏僻的罗定市成为广东全省新闻媒体的焦点：232名未成年学生在不法“中间人”的介绍下，前往东莞打暑期工，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实为罕见。

　　一位对广东乡土文化深有研究的专家对记者说：“解放前，罗定农村男人当兵和做贼的不在少数。”时至今日，这块曾经培育出抗日英雄蔡廷锴将军的土地，它的大多数年轻人都抱这样的一个信念：要出人头地，最好出去打工。

　　这些怀着理想的农村青年，来到广州、深圳、东莞等经济发达地区后，摇身一变，成了酒楼里的低级厨师、服装厂鞋厂里的小工和搬运工、电子厂技术含量较低的流水线上的普通一员。他们的工资普遍在1500元以下，没有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劳动条件差，工作时间长，没有节假日，有的甚至没有和厂家签订劳动合同，经常处于奔波劳碌之中，频繁换工。

　　陈明满足地告诉记者：“我现在做的是汽车门锁的加工制造，做得熟练后，每个月可以拿到1500元，如果等到6月份毕业，就未必有这么好的工作了。”但是，他忽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由于自身素质不高和所在工厂老板有意无意的忽略，像他这样的劳动者普遍缺乏提升自己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机会，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机器设备更新后，将会面临被其他劳动者替代的危险。据陈成介绍，他们兄弟所在的村子里，35岁以上的外出打工者有75%的人被迫返乡务农，而45岁以上的，这个数字几乎是100%。

　　一名来自广东茂名的具有近10年外出打工经历的打工者跟记者说：“当初出来的时候曾经许下愿望，不创一番事业绝不罢休，但是10年过去了，我修理过汽车，和人合做过生意，除了在家乡建了一层房子之外，到现在还是两手空空。”近几年，他的村子里流传着这样一个真实的笑话：一个村民初中毕业后，当过兵，跑过运输，做过药材生意，可是仍然摆脱不了困窘的生活状态，有一天他急了，对着父亲大吼：老豆(父亲)做农民，现在仔(儿子)也跟着你做农民！

　　农村孩子和城里的同龄人一样，对美好生活满是憧憬，并竭尽全力为之奋斗。但摆在他们前面的一个尴尬的现实是：由于大多数人都没有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力，也缺乏提升自己人生价值的渠道，他们只能离开家乡，到大城市来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散布在城市灰色的角落里，默默流汗，成为被人们忽略的弱势群体。

　　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应该为公民提供理性地认识自己、自由把握命运的机会，给他们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上升空间。当下，党和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在中国农村，一系列有效的举措正在实施，大片土地正在复苏，那些曾经被快速增长的GDP遮盖的某些角落，也埋下了公平、进步的种子。笔者希望，在不断向农村加大财政投入、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能够使一个个独立、充满希望的村民通过自己的拼命奋斗，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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