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上海东华大学日前出台规定，对于享受学校各类资助的贫困学生，如做一些与自己的经济能力不匹配的消费行为，被发现后学校将全额追回已发放的资助金，学校将从舍友、班委会、班主任和辅导员及院系等多个渠道对贫困生的消费进行监控(9月6日《东方早报》)。
此举引起许多网民的强烈反感。
这种救助不能算权利，而是一种福利。权利有“合法占有后即可排它享用”的自由支配属性，而福利不一样，占有者并不能自由支配福利，福利来自公众纳税，受助者必须按照一种符合公众期待和政策意图的合宜方式进行享用。助学金是用来助学用的，低保金是用来保障最低生活标准的，当然不能用于消费高档消费品。
既然从公共理性看对一种福利进行限制是必要的，为何公众会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呢？我想问题出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公众反感一些公共部门动辄把“对自己的义务”偷换为一种“对社会的权力”，在本职没有干好的情况下就对他人横加干涉；其二，相比平民的权利和福利，最应该受到限制的是公权力，如今公权力尚未得到有效限制，公权福利和垄断福利泛滥，却先将种种苛刻的限制指向弱者那点儿尚得不到保障的微薄福利，当然会引起公众的反感。
不说社会中的公权力和强者，就拿学校来说，请问，对高校行政人员的限制有如此严密吗？在高校不透明的财务下，媒体曾报道过某校连领导洗脚费都报销的新闻；对教授的限制如何呢？从课题经费的滥用、教授逃课走穴等现象看出，约束也是虚置的——在未对强者和公权力进行足够限制的前提下，为何仅把严密监控消费的大棒指向贫困生呢？
公众其实并非反感限制贫困生消费，而是反感公权力和强者未受监控下弱者独受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