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律师起诉国家林业局组织狩猎权拍卖违法

　　王福江要巩固舆论胜利果实 一天就把林业局告了

　　8月24日，在遭遇十多天的公众批评之后，国家林业局所受到的舆论压力，达到了一个新顶峰——北京天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福江，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起诉国家林业局组织狩猎权拍卖违法。

　　在拍卖一事出来后，王福江就积极地参加了网上的讨论，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拍卖。他高兴地看到，正是无数和他一样爱护野生动物的热心人，在网上一致对国家林业局“口诛笔伐”，直接导致了拍卖延期。

　　有网友在网上欢呼：“公众舆论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8月23日各大媒体的一条消息，却让王福江很生气——海南省也准备建国际狩猎场，准备狩猎当地的坡鹿——他认为是“跟

　　是国家林业局带坏了样，才会导致野生动物保护向不可遏制的情况恶化，国家林业局应该为自己错误的示范付出代价。热心野生动物保护的王福江觉得自己要行动起来，巩固公众舆论的胜利果实。王福江担忧，自己不及早行动，很多网友会躺在过去的胜利中看不清严峻现实。

　　一天之内，王福江就整理好诉状，将国家林业局告了。

　　“至少我把林业局组织狩猎违法的问题点出来了。”王福江自信，自己这一次诉讼，又将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并对我们国家狩猎野生动物不合法进行深入思考。

　　就在同一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常纪文接受媒体采访，提出林业局混淆猎捕和狩猎的概念涉嫌违法，这一说法也迅速被广为转载。

　　8月28日下午，国家林业局有关人士谨慎地对本报记者表示：局长和司长们都已知道王福江起诉，但“不发表意见，现在说什么都没有好处”，“我们不干涉一个公民的行为”。

　　狩猎合法 舆论导致不拍卖是开历史倒车

　　对王福江起诉一事，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曹良处长很不以为然：“这么多年，那么多法律专家，就他一个人看出来了？法律的解释权不在个人也不在林业局，国家林业局是根据法律的要求行事。”曹代表的或许是绝大多数行业内人士的看法。

　　他认为，狩猎合法，21年的实践早有定论，现在出现公众错误的理解，恰恰是因为之前没有政务公开。

　　“这次若还不公开，这些‘讨伐’的舆论从哪里来？”曹良皱眉问。

　　“拍卖是防止国有资源流失的有效方式。”参加了《行政许可法》起草和制定的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教授马怀德，也完全赞同国家林业局的拍卖。他强调说，依法办事不应该遭质疑。《行政许可法》关于特许的授予方式，完全必要，因为它涉及有限资源的使用，公共资源的配置，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用传统的简单的审批许可，而应该采用拍卖，这是一种公平竞争的方式。

　　“最后舆论如果导致不拍卖，那就是开历史倒车。”曹良很困惑，很多网民包括媒体舆论对野生动物狩猎和狩猎权拍卖大加批判，“政府依法办事倒不对了，那政府该怎么办呢？对于合法的事情，咱们的公众该怎么面对？公众和媒体是不是该反思自己的行为呢？”他反问道。

　　怎么报道 国家林业局都被动

　　从8月17日起，记者开始联络国家林业局有关人士采访，被告知，现在不能擅自接受采访。

　　当天下午，记者致电国家林业局宣传办新闻处，详细说明了采访意图。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件事已经暂时告一段落，没什么可说的，不用采访了。

　　第2天，新闻处的工作人员显然对记者的登门造访没有准备。处长刘雄鹰，对媒体的反感就几乎是写在脸上。

　　“新闻发布会开过了，该说的都说过了——我在电话中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过来了？”当记者敲开国林局新闻处的办公室，刘的语气很不客气。

　　“为什么你现在老是想为这个事采访，我就觉得怪了。”刘丝毫也不打算掩饰他的不耐烦：“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挖掘和值得提供的！”

　　近一周来，媒体和网站上，对狩猎权拍卖的报道此起彼伏，尤其是批评的声音来势汹汹。这让刘处长对媒体的意见很大。

　　刘处长认为，就是参与报道的媒体起了很坏的作用。他强调，某些媒体出于猎奇心理，进行不负责任的炒作，不但没有将真相报道出来，还让一些不明情况的群众加深了误解。

　　“(报道中)包括外国人、牦牛之类的内容，有些东西连事实都没搞清楚，他就回去报了。”刘处长提起来仍然愤愤不平。

　　“记者一批一批的来，我们总不可能什么事情都不干，就接待你们吧？”刘表示，这件事现在直接影响了局里其他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记者随后数次的上门采访中，明显可以感觉到林业局内部人士对媒体的敏感和谨慎。8月18日，林业局大楼内，国家林业局党组成员、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杨继平，对记者就此事的提问几乎不做任何回答。而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处的王维胜处长则对记者表示，上级领导没同意，他不接受采访；同时他所说的任何话都不得发表。

　　8月28日下午3点左右，记者多次联络，又经过半个小时的等待后，终于见到国家林业局新闻发言人曹清尧。他显得很疲惫，一个旅行箱就在办公桌旁放着。

　　他一边埋头整理出差的各种票据，一边听着记者的各种提问，不做回应。末了，只一句：“我劝你最好不要报道，现在，你们媒体不管从哪个角度来报道这件事，都会使我们处于被动。”

　　提前沟通就没那些意外了

　　“这件事在我们国家林业局的各项工作中，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说白了，我们从来就没把它当成是一个大事。”国家林业局新闻处的刘处长再三对记者表示，拍卖公示之后居然引起这么高的社会关注度，他们真是没有预料到。

　　刘处长还认为，这么件很简单的事情，背景和处理方式都不复杂，低调处理就好，活动开始的时候再组织报道一下就完事了。正是基于这个想法，国家林业局在拍卖之前，没有想过要和任何媒体接触，也没有想过向大众发布信息。

　　“你说得对，跟媒体打交道，我们确实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告别时，刘处长终于表示，以后这类事，可以提前跟媒体沟通一下。

　　“如果在拍卖之前，林业局对民众的关注有一个充分的认识，然后再做一个铺垫，找一些科学家，找一些记者，来讲讲是怎么回事。大家都清楚了，或者就没后面那些意外了。”曹良说。

　　国务院要求林业局拍卖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处的王维胜处长告诉记者，目前关于狩猎工作，无论是以前一事一批的那种，还是筹划中的拍卖，如今都已经处于停顿状态。

　　“这是件合法的事情，林业局在依法办事，而且从程序上讲，更公开更进步了，我不知道它错在哪里？”曹良对公众的反应大惑不解。他特别强调，国家林业局将狩猎额度进行拍卖，依照的是《行政许可法》第53条规定。

　　《行政许可法》是2003年8月公布的，到了2004年7月份才开始正式实施。从公布到正式实施这一段时间，有一个将近一年的准备期。在这段时间，林业局本来应当可以做好实施前的各项准备。

　　实际上，国家林业局是直到2005年和2006年才着手筹备拍卖一事。这比马怀德教授所说的“准备期”，晚了近2年时间。但在这两年时间里，国家林业局并未就此事向大众媒体发布过任何信息。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此次的狩猎权拍卖，对大众来说才感觉那么突然。

　　曹良透露，这次国家林业局放弃以往的一事一批，决定进行拍卖，是因为“不拍不行了，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特地打来电话，要求国家林业局必须进行拍卖。这也是《行政许可法》的明确要求。”

　　政务如何公开 尚无法可依

　　“从合法性来讲，林业局的拍卖没有问题。从政务公开角度说，它不但要这样做，而且还要更多地公开。”北京大学行政法教授姜明安首先站在多数网友这一边，表达了他的不满，“国家林业局只一个简单的拍卖公告，舆论追问下才开了一个简单的新闻发布会，公开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

　　“不管是事先还是事后，它都应该主动将所有此次拍卖的相关问题一一披露，包括专家论证的方式、过程、结果——特别是公众在网上质疑最多、新闻发布会上并没有提及的一些问题。”姜明安一点点地帮记者数着林业局还该公布哪些东西。

　　“但是，就这点，我们还真不好埋怨林业局”，姜教授话锋一转，放慢声音耐心解释：由于我国不像美国那样有《信息自由法》和《阳光下的政府法》，公众的知情权无法从法律上找到依据，因此国家林业局的这次政务公开该公开些什么东西，公开到什么程度，就只能靠自律和内部规章了。

　　实际上，不论是像国家林业局这样的国家机关，还是在网上呼吁的普通公众，恐怕都并不十分清楚，应该依照什么条件、什么程序、什么规则来参与制定和颁布公共决策。

　　“根子上，还是因为我们国家在行政法这一块并没有制定出《行政程序法》，这个法应该是行政法序列的基本大法，如同民法典在民法中的地位。”说到这个原因时，姜明安的声调明显提高了好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