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收拾旧河山

　　◎李鸿谷

　　“(1949年)8月1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请对发行公债问题加以说明:1.2400亿元的用途;2.为什么需要2400亿元之多，是否可以减少;3.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会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4.利息4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5.为什么规定明年11月起还本付息，3年还清，期限是否太促，为什么要如此规定？

”

　　《毛泽东年谱(1893～1976)》记录毛泽东这一天对公债问题的回复，全部是直接明确的疑问。通观这一年毛泽东起草的所有复电，并无如此郑重而且疑问重重的复电。准确地说，要回答这些问题的是时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年谱对这一天的注释说:“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托，于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在上海主持召开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政、金融、贸易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会议。陈云和华东局就这次会议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控制市场物价，拟在城市和新区的农村市镇发行公债2400亿元(旧人民币)。”

　　稍早一些时候，(1948年8月)当时尚在东北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即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稍后，(1949年6月4日)在宣布筹备中财委会议上，刘少奇引用了陈云的判断:“关于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事很急迫，建立中央财经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建立统一的财经机构本来可以等联合政府成立。但是实际情况是马上需要，等不得了。”由东北入关来掌控中国共产党财经统帅部的陈云，对财经的理解，《陈云传》里记录说:“他把财经问题分为‘生财之道’和‘理财之道’两个方面。生财之道:一是清算敌伪财产;二是税收;三是发公债;四是发票子;五是征收公粮;六是贸易。他说: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手段解决，不能靠政治解决，政治只能解决一部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要由经济决定。”上海解放，真正的挑战出现，陈云准备动用“发公债”的生财之道。

　　在解放全中国的命题下，财经不次于或仅次于军事的位置，源于中国共产党面对对象的根本性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薄一波记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判断:“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乡村/城市、战争/接管，1949年这两个转换在极迅速地进行着。

　　平津战役时为天津军管会服务科负责接待工作的李耀宇，回忆解放天津那天:“人民解放军攻击天津城的那天夜晚，军管会一些同志挤在一棵大树下，向天津方向张望。东边的天被烧红了，炮声就像土豆、地瓜落在地板上，隆隆地响成一片。军管会秘书长柴沫看一眼手表，高兴地说，‘开始攻城了，快去喊黄主任(天津军管会主任黄克诚)’。黄克诚望了一会儿东方的闪电雷鸣，对我们说，大家准备好吧！明天我们接收天津去！”

　　战争之后即接管，那么军人与军管会呢？李耀宇将他更精彩的回忆写进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记录》里:

　　军管会搬家后的第二天，野战军的两位军长应召来见黄克诚。我引他俩来到军管会主任办公室后，便走了出来。在外屋可以清楚地听见里屋的谈话。

　　黄克诚问:“部队怎么还没有撤出市区啊？”

　　一位军长回答:“黄主任，我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就绪。”

　　黄克诚严厉地说:“已经通知你们一个礼拜了，为什么还不行动？不管有什么困难，限你们两天之内必须离开天津。”

　　“这个……”

　　黄克诚不容分说:“没有二话可讲！毛主席的指示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可不要忘了！”二位军长一声不吭，里屋一片寂静。黄克诚批评二位军长:“你们不是当了几天的军长、几年的军长，有什么推诿，讲什么困难！”

　　一位军长小声嘟囔一句:“下面师长、团长讲有难处……”

　　黄克诚毫不含糊:“谁不执行命令，军法处置！”天津市区残敌肃清后，大量战斗部队在市内占据着许多民房、工厂和学校，不利于城市恢复正常生活。

　　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之后，两位军长喊了一声“敬礼”，从里屋走出来。我把他俩送出了军管会的大门外。从红军时代开始，只要攻克一座县城，上上下下兴高采烈的，如今付出巨大伤亡之后，谁不想在花花绿绿的天津多呆几天。

　　军事与接管，看上去是如此急迫与有效率。但细致观察接管，从当事人的感受而言，并不容易，人手紧张是最大的挑战。上海解放前被华东局任命为上海军管会财政处处长的顾准记录他的接收:“5月27日上海解放，我和接收上海财税工作的部分干部也于这一天或第二天进入上海。按照预定计划，财政处接收的单位是:伪上海市财政局、伪财政部上海货物税局、伪上海市地政局、伪财政部上海直接税局、伪上海市会计处、伪财政部上海公债司驻沪办事处、伪上海市审计处、伪财政部驻沪办事处。进城时，已经安排好接收负责人，配备干部的，只有伪上海市财政局、伪财政部上海货物税局与伪上海市地政局等三个单位。”

　　回到历史现场，毛泽东说解放全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确实准确。进入城市、管理城市并重振经济，所有挑战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时任中财委秘书长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在他的极严谨、大量引用数据的《薛暮桥回忆录》里，稍稍描绘了一下上海解放时他的境况，即迅速呈现那个时代的紧张与压力:“上海解放后，我们连去上海接女儿探望老母的时间也没有。在上海开财经会议结束后，宋劭文同志要回京，我拜托他把我在上海的大女儿宛琴带回北京。当时宛琴已经14岁了，从她懂事起，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而且祖母嘱咐她不要问爸爸妈妈在哪里。祖母虽然十分疼爱她，总不能代替父母，她日夜想念我们。解放军刚进上海，她在大街上站了半天，总希望在队伍中突然发现自己的父母。我们呢，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躺在床上时，往往想起她和老母亲。”

　　从农村进入城市，困难的不是战争。

　　薄一波回忆华北最初接管城市:“我们党诞生在城市，但后来长期生活、战斗在乡村，许多同志不熟悉城市工作，还有些同志难免用一种小生产者的观点去看待城市。如收复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曾经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现象，使工业受到了很大破坏。收复张家口的时候，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领导机关也放松了乡村工作，引起了部队战士和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满。1947年攻克石家庄，接管工作虽有改进，但仍有不少士兵拿取东西，他们还鼓励城市贫民去拿。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就抢私人财物，以至于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进城后，外地机关纷纷派人前去抢购物资，四乡农民也准备乘势涌进来。邯郸、焦作、运城等几个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城市管理上，自觉不自觉地搬用农村的经验，混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损害了工商业的发展。1948年4月19日，我曾把这些情况写成专题报告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在这份报告上做了一条重要批注，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

　　毛泽东对未来国家经济蓝图的构想，按胡乔木的梳理，与攻克石家庄差不多同时，1947年底，“毛主席首次提出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与此对应，“坚持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从整体上保证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方面，这是毛主席十分强调的”。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渐攻克城市并进入城市之后，更为关键的问题出现了，即怎样对待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既是理论思考，也是现实应对——胡乔木溯其源头，“(1948年)9月，毛主席说，‘六大’、‘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有个发展，原因是它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太少了，还需要它。现在，是有条有理地向官僚资本及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进攻，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者则根本不是进攻，而是合作妥协。10月下旬，他在致刘少奇的一封信中说:‘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

　　由此思考发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不久，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记录下了毛泽东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

　　军管会进城后，随即面临“四面八方”的问题。

　　在参加接收平、津工作不久，薄一波发现了真实的问题，给中央写了一个《平津财经情况报告》。“当时，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稍后，薄一波又专门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53次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

　　毛泽东决定派刘少奇去天津巡视。王光美回忆:“少奇对去天津调查很重视，行前看了有关材料，写了调查提纲。还特意通知从香港回来的熟悉贸易金融工作的龚饮冰、卢绪章同行。”

　　王光美记录下刘少奇与资本家面对面的座谈:

　　少奇到天津时，天津资本家的思想是很乱的，普遍存在恐慌心理，感到没有出路。李烛尘先生说，他的久大盐业公司运盐到山东临清销售，那里贸易公司就压低价格，他们赚不到钱，只好把盐又运回来了。

　　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比较敢讲话。他的独生子周一良是北京大学教授，地下党员，还有一个女儿也是共产党员。他对少奇说:“我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赚了钱，发展到两个厂、三个厂，现在还想再开几个厂。但是厂子开多了，剥削工人也更多了，成了大资产阶级，我的罪恶就更大了。”少奇回答他说:资本主义在一定条件下是进步的，有功绩的，你想开第四个厂子，不但不是罪恶，而且还有功劳。少奇对东亚毛纺公司总经理宋卿也这样说:你现在才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厂子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你八个厂子，还给你加薪水，你干不干？

　　从天津唐山视察完毕回到北京，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中写道:“有些干部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贸易公司在原料市场方面统制，不给资本家照顾，税收机关对私人生产亦未给以应有的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左的行动，未用坚决的办法去纠正。强令资本家开工，但资本家开工后的各种实际困难未帮助资本家去克服。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有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须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入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东北城市工作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和纠正。”

　　这份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毛泽东又将其转发给各中央局、山东分局，平、津、济、沪、宁、汉诸市委，各野战军前委，并在上面写道:“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中央如此严厉措词，此后，研究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史的马立诚检索当年的《人民日报》(1949年12月4日):饶漱石在讲话中，把上海的私营企业主叫做“工商业家”。

　　城市的细节远比想象的复杂。在已经解放了的东北地区，交通警察遇到的难题是汽车是靠左还是靠右通行。陈云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里对此问题如此解决:“全国各大城市靠右，新汽车构造适于靠右，许多新雇和俘来司机习于靠右。但东北政委会因伪满时靠左习惯而久已通令靠左。为了适于沈、长各市与将占大城市情况，东北政委会以通令改为靠右为好。”

　　不过，以不次于军事的财经的角度观察，交通警察遇到的难题，只是细节问题。

　　陈云在主持东北财经工作后，面临的重大挑战与他后来在上海解放后面临的挑战一样:物价暴涨。《陈云传》里叙述说:“从1948年3月开始，领头上涨的是粮价。平均物价指数六七月比2月上涨近三倍半。粮食由2月底每斤160元涨为六七月的1600元，上涨9倍……一部分主管人员担心刺激物价而不敢提高公营事业价格，因此造成一系列明显不合理的现象。例如，600里的火车票价只等于10支纸烟的价格，一盏20瓦电灯每月收费只等于一支纸烟的价格;接近产盐区的通化每斤盐价1200元，而不产盐的北满反而只售500元;公家掌握的布价，由10斤粮换1尺布，一跌而为5斤粮换1尺布。金价也跌了一半。”

　　更为精彩的是陈云对物价暴涨的原因分析:“第一，由于大量增发纸币。货币发行量由2月底的1400万元猛增到六七月的6000多万元。货币增发的主要原因是主力部队和二线兵团人数增多。从1948年3月起，东北解放区(除热河外)脱离生产人员140万(其中军队108万)，占全部人口的4.5%。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下，脱离生产人员超过全部人口的2%就会带来财政压力，何况已超过这个比例一倍以上。增发货币的另一原因是必须购粮40万吨，这主要也是军队有脱离生产人员的需要。第二，物资不足。第三，政策的失误。”

　　脱离生产人员超过全部人口的2%就会带来财政压力——这一判断标准，经济学家薛暮桥有严谨的计算:“每100个居民只能养活两个脱产人员的结论，是我根据财政供给与人民负担的关系计算的，按照当时华北解放区的一般状况，人民平均收入在400斤小米上下，脱产人员的开支约4000斤小米。根据经验，人民负担最高不能超过20%，超过此限，人民生活就很困难，因而脱产人员不能超过2%，这样才能达到收支平衡。事实上，除了华北解放区外，山东、西北、东北各解放区的脱产人员均超过2%，因此人民负担不了。形成的亏空，一部分靠工商税收等来解决，大部分靠发行透支来解决。”

　　战争、军队、脱产人员……如此递进形成财经观察里的涨价原因，证明不次于军事的财经无法脱离战争而自行运转。战争与接管，在财政逻辑里，并不容易那么轻易地转换。深刻洞悉物价上涨原因的陈云，其解决之道的选择站在更为宏观的角度，“货币发行方针应当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现在还是要大量发行钞票，以扩大军队，支援战争，占领地盘，等全国解放后再来稳定物价。”

　　薛暮桥回忆那个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刻:“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南汉宸同志立即进城接收国民党的金融机构，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迁至北平。周副主席命我去见已先到北平的陈云和董必武，请示货币发行方针，董老偏重稳定物价，按每月上升10%计算。陈云说:三大战役胜利后，战争将向全国展开，军费开支浩大，物价应按每月上涨20%计算，甚至有可能达到30%。为什么要首先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人民币的印制计划。当时人民币的最大票面额已为50元和100元，按陈云同志的方针就应当准备印制500元和1000元的人民币，否则就不可能满足需要。我回西柏坡后，立即向周副主席报告。他同意陈云的意见，并且告诉我，中财部即将改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同志任主任。”

　　稍后薛暮桥亲历的故事:“(1949年)2月末，大连市委来电，说大连造纸厂(当时解放区唯一能造印钞纸的工厂)造纸的铜线网，被蒋军掠夺运到天津去了，请天津市委立即查明送回大连。当时我为中央起草给天津市委电报，用急电自己批发。周副主席看到后批评我办事太草率。他立即亲自命令派一辆卡车，要我当晚(已经子夜1点钟)派一干部专程去天津询问。幸而我派的干部到天津时，天津市委已把铜线网送到大连，这才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他心中想着铜线网迟到大连一天，就要少制造多少印钞纸，影响军费供应。”

　　“人民解放战争空前大规模胜利进军所产生的特殊的暂时现象”，薛暮桥从经济的角度统计，“自1948年12月～1950年2月1日，人民币发行额从185亿元增加到4.1万亿元”。

　　这一特殊现象，除战争形成的脱离生产人员因素之外，“把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是另一层原因。《毛泽东传(1949～1976)》里记录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毛泽东发言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4000斤小米(指政府当时养活一个人所需的费用)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这本关于毛泽东权威的传记概括说，“把旧人员包下来，是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富有远见的措施。它在财政上带来的负担和压力是巨大的，为此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120亿斤小米的开支”。

　　1949年的中国现实，《毛泽东传(1949～1976)》描述说:“夏季的特大洪水，更使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这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农业大约下降25%，粮食总产量仅为2250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

　　如此种种因素，形成了对进入城市的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挑战。

　　戏剧性的故事发生在上海。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马立诚检索统计年报:1947年统计，上海有工厂7738家，占全国12个主要城市工厂总数的54.9%。1948年统计，全国190家商业银行中，总行设在上海的有67家。上海的保险公司占全国总数的87%。上海的轮船公司船舶吨位总计950702吨，占全国总吨位的80%。《陈云传》里给出的当时数据:上海的轻纺工业占上海工业产值的74%，上海的纺织厂纱锭229万占全国的40%，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以增发人民币收购棉花来保证上海纱锭运转，这是陈云根据面对复杂局面权衡利弊后做出的决策。”

　　但是，上海解放10多天时间，人民币挤不进上海市场。随即爆发“银元之战”——“上海证券交易所是银元投机的大本营，那里每天麇集几千人。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人数更多。原来一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6月3日涨到720元，6月4日突涨到1100元，涨势仍在继续。”《陈云传》记录当时:“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在电告中央后，6月5日，抛出10万银元，力图以银元制服银元，使价格回跌。然而，10万银元被投机商人一吸而空。6月7日银元每元的价格涨到1800元。”如此庞大的投机势力，薄一波记录当时的一般观察:“据说，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市场波动，从东京一次运来5吨黄金投下去，也是以失败告终。”

　　之后，“6月7日晚，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刘伯承等参加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决定采取断然手段，查封银元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陈毅用电话向中央报告这个决定。12个小时后，毛泽东亲自回电话表示赞同”。

　　已经十分严峻的经济形势，加之“银元之战”的“突发事件”，《毛泽东传(1949～1976)》里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有理财之能的陈云。”

　　透过“银元之战”，陈云再次显现了他深刻的洞悉力:“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平津)。过江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我们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均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我币，而且增加了我币推行的困难。”

　　这层现实，意味着“银元之战”绝非终结之战。上海市场此后仅仅平静了十几天，“由于货币流通量猛增、海口遭封锁，投机家由银元投机转向大米、纱布和煤炭投机”。

　　这个时候，《陈云传》描述当时应对选择:“上海曾向中央提出进行疏散的意见。陈云也曾打算从上海迁移一部分工厂、学校到东北。”但是，到上海经过调查研究后，陈云改变了原有设想，决定立足于恢复与发展生产来解决问题，他解释说:“这件事要慎重。应将解决目前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不能因为目前有困难，就把许多工厂搬走了事。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条件并不容易。例如，从原料的供应来说，纺织厂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工厂生产需要有适当的厂房，还需要有电力、机械等有关的企业与之相配合，这些条件棉花产地就不一定具备。估计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目前应力争维持生产。”

　　物价问题，不仅仅是上海的挑战。当时的情形:“新中国成立后刚半个月，从10月15日起，以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为先导，其他地区跟进，全国物价猛涨。到11月13日止，以7月底为基期，物价平均指数:北京、天津涨1.8倍，上海1.5倍，华中、西北与此相近。这次涨风，上海、武汉是由纱布带头;天津、北京是由粮食带头。”因此现实，“物价问题，已成新中国成立面对的全局性问题”。

　　在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上，陈云做关于物价问题的报告，《陈云传》记录说:“他坦率地指出全国物价上涨主要原因在于财政赤字太大、钞票发行太多，而且情况依然相当严重。11月份，军队和其他吃公家饭的人数已由8月份的600万增加到700万;军队开去打仗，要先带一批款;新解放区收不上税来，钱粮都要补贴;加上用在铁路的修补、轮船交通企业的投资、邮电和工矿的投资、国营事业周转金及收购棉纱的资金等等……差不多是出去3元，收入1元，赤字2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方针是:保证军政费用的必需开支，力争金融波动次数减少，波度减低。为达上述目的应采取的办法:一是多生产些，少用一些;二是多收多借，组织管制。多收，即农民的公粮不能减轻，城市要增加税收。多借，即发行折实公债。”

　　陈云的“用经济的办法解决经济的问题”，并非完全顺利。薄一波回忆当年:“建国初期，党内外在税收问题上一度流行所谓的施‘仁政’的观点，似乎收税越少越好。我们过去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现在有些同志自己也不敢收税了。弥补赤字，究竟是多发票子还是多收税，中财委权衡的结果，都不赞成多发票子，主张用多收税的办法争取收支的平衡。后来中央规定，在一个县里配干部，除县委书记和县长外，还要配备一个强的干部去当税务局长，把税收工作抓起来。”

　　稍早一些时候陈云提出的发行公债并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时，陈云写道:“一、2400亿元公债的用途:弥补赤字1/4;减少物价波动;易于收购土产;帮助货币下乡。二、债额定为2400亿，是因为8、9、10三个月的财政收购发行数字共约6000亿，而公债收回之数除黄金美钞外只有2100亿，在放多收少中银根不致过紧。三、公债以劝购、派购形式推销，工商业家内心不会拥护，但公开积极反对者估计也只有少数。大中城市游资很多，2400亿元为数不大;另方面债币下乡有利于物资交流，又可刺激工业的恢复，这种影响对工商业特别是工业资本家是有利的。四、公债用折实办法，利率4厘相当于半年定期折实储蓄利率。五、解决财政收入的办法，一般国家均用征税、借债、发行钞票三种办法。我们因长期处于农村，对公债办法用得很少。在货币收入不足货币支出的情况下，今后适当应用公债的办法，比单纯发行钞票好。短借短还目的在树立债信，必要时与第一次还债同时可发行第二次公债。”《陈云传》写道:“毛泽东看了陈云答复的电报，仍觉得不完全有把握。要求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不过，这次发行公债的建议，薄一波说，“因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对于现时发行公债一事尚有异议，所以中央决定推迟”。

　　在政务会上，陈云经济应对选择再次提出发行折实公债。这次的结果，《毛泽东年谱(1893～1949)》里称:经中共中央讨论研究，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务院通过决定，从1950年1月1日起发行人民建设折实公债，第一期发行1万万份(每份按当时物价计算约等于1.2万元旧人民币)，计1.2万亿旧人民币。

　　当逐步完成这些基础性的经济的办法后，加之当时国家掌握可以作为商品调用的粮食不下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接近或超过全国产量的一半，新中国的人民政府有了力量与上涨的物价进行真正的较量。1949年11月13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对全国物价猛涨所采取的方针的指示里说，“目前稳定物价已有可能”。《陈云传》里描述:“陈云起草这份电报稿后，立即派人送到中南海西花厅，请周恩来签发。周恩来看后写道:‘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可见事情的急迫。那时，毛泽东工作后尚未入睡。陈云的电报手稿从西花厅送到丰泽园。毛泽东看毕立刻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毛泽东还在‘即刻发’三字旁加了着重号。”

　　结果，薛暮桥总结说:“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将连续12年(1937～1949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及物价猛烈上涨的局面迅速改变过来。”当时担任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的荣毅仁表示:“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定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

　　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里，薄一波写道:

　　到1950年4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出现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的可喜现象。记得有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同志主持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主席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又重复讲了一遍。毛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他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块纸上写了一个“能”字。我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主席点了点头。后来，毛主席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还是薄一波，在与毛泽东讨论“朋友”与“敌人”都对中国共产党治国能力有质疑时，记录下毛泽东的一个乐观回答: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

　　(封面故事“毛泽东地理”包括以下内容：

　　34 毛泽东地理

　　38 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重庆/延安·西柏坡/井冈山·庐山/广州/韶山·长沙/其他

　　78 毛泽东的1949——共和国开始

　　80 去莫斯科，重建中国与世界关系

　　92 进城，收拾旧河山

　　100 建国:共和国的政治理想

　　108 1946～1949:战争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