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限制

　　海南规定嫖娼者不得享受低保

　　吸毒赌博嫖娼、违反计划生育超生的不得享受低保，这是海南省政府日前审议通过的《海南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中特别强调的。该办法将从10月1日起施行。

　　（详见本报9月4日A13版）

　　制度指向应该简单明确

　　超生者不得享受低保，是为了惩罚谁？惩罚超生的孩子吗，可生育是父母决定的事情，孩子根本无法选择出生或者不出生，他们在超生上是无辜的，不应排斥他们享受低保的国民待遇；惩罚超生的父母吗，可超生者已经为超生受到了惩罚，《计划生育法》规定超生的家庭必须按标准交纳社会抚养费，“人不得为同一错误受到重复惩罚”是基本的法治理性，而不得享受低保是对超生者的重复惩罚，显然不妥。超生者已经通过《计划生育法》受到惩罚，已经交纳了社会抚养费的他们生活缺乏保障时，应能和其他人一样平等地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有人会说，低保政策如此排斥超生者是为了表明一种“不鼓励超生”的政策姿态和道德态度，对超生者进行一种“养不起为什么要超生”的政策警戒。笔者认为，低保政策不应承载这种低保之外的政策目的，低保政策的目标应该非常单纯，就是为生活真正困难、缺乏保障的人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低保政策的眼中应该只有需要救助的生活无着落者，而不必过分考究他们何以“生活无着落”，是因为超生还是因为生意失败。

　　低保制度的指向应该很明确，就是为困难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承载诸如“不鼓励超生”之类过多的教化任务只会扭曲低保政策的救助初衷。超生的归超生，低保的归低保，惩罚和抑制超生的政策任务和价值目标只能由《计划生育法》去承担。

　　从另一个角度看，“为生活困难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是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一种义务，就像履行义务教育责任一样，政府应竭力以“履行义务”的姿态去尽职———而规定这个不能享受低保、那个不能享受低保，排斥这个排斥那个，表明有关部门按照自己的意志反客为主给老百姓设定许多“义务”，这种低保思维是不妥当的。

　　摘编自《上海青年报》9月5日文/曹林

　　低保不应异化为惩罚工具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的原本很单纯，那就是保障国民最低生活所需。国民获取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所需要的条件也很单一，那就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保”既不是一种奖励，也不是一种交换，那么反过来说，它也不应成为惩罚的手段。即使某一个人吸毒、赌博、嫖娼、超生，但当他以及他的家庭陷入贫困甚至陷入生存的困境时，政府可以见死不救吗？

　　低保制度被异化为治理工具，对地方政府来说当然可以提高公共治理的效率，但严格说来，这不仅损害了公民的正当权利，更是对国家低保制度的歪曲甚至是颠覆。若以“吸毒赌博嫖娼、违反计划生育超生的不得享受低保”的逻辑，地方政府未必不可以规定———“吸毒赌博嫖娼、违反计划生育超生的不得享受公共医疗服务”“超生子女不得享受义务教育”。这当然是很荒唐的。

　　“吸毒赌博嫖娼、违反计划生育超生的不得享受低保”，这样的治理思路让我联想到“连坐”“捆绑”。“连坐”“捆绑”的效用多能立竿见影，但“连坐”“捆绑”之不合逻辑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嫖娼你可以给我“治安处罚”，我超生你可以罚我缴社会抚养费，为何非要捆绑上我的“低保”呢？惩罚只有落到实处才能“以儆效尤”，而一落到实处，“吸毒赌博嫖娼、违反计划生育超生的不得享受低保”也就侵犯了公民的正当权利，与低保制度的目的背道而驰。

　　凡事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低保制度作为一种救济制度，制度执行者把好审批关口，依法行政就可以了，至于他拿钱去做什么———消费是他的权利，不管他用来买什么；他要去做违法的事，自有相关法律惩治他。“他把钱花光了，国家不还得救济他吗？怎么可以不对他进行规范？”这样的担心有道理，但这样的担心没有必要———我们应该相信，这样的公民是极少的，理应是社会可以平静接受的现实。

　　摘编自《潇湘晨报》9月5日文/咏涛

　　想到李思怡之死

　　此消息一出，立刻成了一个热点新闻，褒贬者皆有之。其实严格说，这不算什么新闻。因为此前国内各个城市制定的低保管理办法中，都把吸毒、赌博、嫖娼、超生排除在外，而现在，正在建立中的农村低保制度，也把这些规定原封不动给照抄过来。

　　乍一看来，这些规定是有合理性的，低保的钱是来保障你基本生存的，而你现在却用于挥霍；你家里的经济情况已经够糟的了，而你还要超生，并且还要按人头要求增加低保金，那政府岂不成了冤大头。这些犯法或做出不道德行为的人的确需要处罚，不过，受到处罚的仅仅是他们自己吗？

　　我们要知道，中国低保金的发放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那就意味着，妻子一旦吸毒，丈夫将被剥夺接受国家救济的资格；丈夫嫖娼，妻子将被剥夺资格；儿子赌博，那么父母可能将被剥夺资格；大人超生，那孩子将被剥夺资格。显然，这些被“连坐”的家属，妇女和儿童，他们是无辜的。在家庭生活中，他们其实本来就是受害者，爱人的堕落，家门的不幸，父母的愚昧，这些已经让家人备受心灵的伤害与折磨，而现在，却要把他们列为“共犯”，这显然有违常理和基本人道。

　　在一个社会中，妇女、儿童、老人往往是最弱势群体，所以及时救济他们是国家的责任。特别是儿童，为了保证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些国家针对有儿童的贫困家庭的援助甚至是无条件的。在我国儿童救济制度尚不完善时，对家长实施的惩罚，最终受害的往往是儿童。大家还记得李思怡案吧。由于小思怡母亲吸毒，导致这个家庭几乎陷入了赤贫状态，但当地民政部门却表示，吸毒者不可申请低保。没有任何外来援助，小思怡因此几乎天天忍饥挨饿，经常隔着窗户的铁栏杆向过往的邻居乞讨，最后竟然活活饿死。想想看，如果当时有一份低保金，小思怡的生活也许没那么困苦，境地不会那么凄惨。

　　小思怡事件过后，当地民政部门进行了反思，并改革了低保管理规则，规定所有的人都可以吃低保，包括吸毒者家庭。然而，更多的城市仍然顽固地把吸毒赌博嫖娼等排除在外，新出现的农村低保还在强化这些规定。长此以往，难保他们中间不会出现第二个李思怡式的悲剧。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9月7日文/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