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师傅的卫道之苦：捍卫与排外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08日15:17 世界知识杂志

　　同治帝师、曾国藩师傅的道德理想国

　　两次鸦片战争，并没有彻底催醒国人，相反，在文化思想领域，理学之兴盛，似乎为内忧外患的朝廷找到了救命的稻草。作为正学迅速复兴的程朱理学，直接受到来自内忧外患的冲击。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振聋发聩地宣称“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

之所也” 。

　　在理学复兴的最初几年，即咸丰皇帝在位之时，理学家们的迂腐，也曾经遭到讥讽和怀疑。但到了平定太平天国之际，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书生建立奇功”，由此也导致理学家之被重用。倭仁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被请进朝廷的，并获得了至高地位。他在同治元年擢工部尚书，充同治帝师辅导圣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

　　作为皇帝的总师傅，有一天，同治犯了小错误，倭仁谏之不听，乃上奏皇太后请加训责。正在起草奏文的时候，

小皇帝大哭曰：“师傅饶过此次，嗣后不敢”，倭仁见其悔意甚诚乃罢。又有一次，倭仁遇太监抬一箱子进入宫廷，问是何物。太监答以梨园戏具。倭仁曰：“皇上冲龄，岂宜以此导之”，即上疏切谏，两宫嘉纳命毁之。倭仁的严肃教学，在当时朝廷内起了典范作用。

　　曾国藩中进士之后，在翰林院学习期间，与倭仁既是朋友，更像师徒。倭仁教育曾国藩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得其真传，声称要“新换一个人”，“不甘愿自我堕落”，“勿为禽兽”，并列了一个课程表：

　　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从曾国藩的功课，可以看出倭仁是如何坚持自我修为的。倭仁经常圈点曾国藩的功课，而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则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

　　但是，这两位师友，为什么在后来的应对外来冲击中，竟然走向不同的道路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曾国藩在程朱理学之外，还兼习经世致用之学。而倭仁一直在京为官，没有在实践中运用其理学对抗洋枪洋炮。

　　仔细究之，倭仁的保守思想，其实是退居心理最底线的一种捍卫，而不仅仅是一种排外。倘使所有的士大夫皆采取洋务思想，无异于中国学人的集体投降。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倭仁的思想和行为，起着鲇鱼效应的作用。

　　而且，在整个同治中兴时期，不仅仅是洋务思潮的兴盛，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转型时期各种思想流派多元并存的繁荣。倭仁和徐桐等人的顽固保守思想，与曾、左、李的洋务思想，与张佩伦和早期张之洞的清流思想等等，共同创造了应对西学冲击的中国式反应的思想框架。

　　道学背后的权力之争

　　倭仁是否真的认为可以“以礼克兵”？其实不然。与任何一次中国涉外思潮和开放改革的时期一样，对外观念之争，往往隐藏着险恶的权力斗争。倭仁卫道，也不能脱离这个逻辑。倭仁作为同治年间朝廷重臣，深得慈禧支持。但是，他与同样得到慈禧重用的恭亲王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之间，存在争夺国家发展话语权的问题。曾国藩和李鸿章因为师承关系，可以说是倭仁的门生。眼见得他们在洋务运动中坐大，倭仁对朝廷的国家发展思路的影响力也随着下降。倭仁所具备的武器，就是作为天子近臣，拥有直接的话语影响力。而平生之道学，遂成为其捍卫正统地位的法宝。

　　终于，同治六年(1867年)，同文馆之天文算学馆事件，为倭仁找到了发泄不满和扩大影响的缺口。

　　天文算学馆的新政，是恭亲王的主意。规定招收30岁以下的满汉举人及五品以下京外官员，聘请外籍人为教习，同时将同文馆的课程大加扩充，并引进了许多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学科，从而使同文馆已不是单纯的外国语学堂，而逐渐成为引领中国西学的综合性大学。

　　此策一出，引起京城无官职的士大夫们的集体抗议。其原因在于，通过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纳捐而得到官位的人已经逐渐排挤了正途出身的四品及其以下官员。如果天文算学馆成立，那么，通过吸收部分正途出身的士人经过这个途径进入官员序列无疑是进一步削弱候补的各位士大夫。

　　反对者有三点意见具有强大的攻击力。首先是这个天文算学馆有悖名士气节。此论首先是御史张盛藻上奏提出。其次是天文算学馆有朋党之争之遗意。通政使于凌辰持此议。此论已经完全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用心之狠毒可见一斑。

　　而倭仁接张、于之论，将天文算学馆招正途之官一事，提高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狠狠打击。他在第一个奏章中说，“以奴才所见，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甚至认为，“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倭仁等对洋务派的攻击，在京城形成了一股歪风，很快，京城中大小字报遍地，流传“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奕䜣排行老六，因处理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事件与洋人善于打交道，人称鬼子六)。

　　倭仁的第二个奏折，继续前面的言论，说“延聘夷人教习正途一事，上亏国体，下失人心”，“今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其志行已可概见，无论所学必不能精，即使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力报国乎。恐不为夷人用者鲜矣。”

　　这场争论是晚清一场关系国家大计甚至文化大计的大辩论。慈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对倭仁的第一个奏折轻描淡写，并把此折发给总署衙门，上书：“该衙门知道。钦此。”见倭仁不余遗力地反对，慈禧逐渐反感。她采取了十分高明的手法，同意同文馆大臣们的上奏。因为倭仁强调中国也有自己的高才生，完全可以胜任自强之道，同文馆大臣们提出，请倭仁另设一馆，与同文馆互相砥砺。慈禧当日即允准在案。又过了几天，慈禧令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坠马：最后的抗议

　　慈禧的这一招很奏效。倭仁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本事从全国选拔人才讲学和求学。他蔫蔫地承认，“奴才前奏谓算法为六艺之一，如欲讲求，中国岂无精是术者，盖以理度之……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对于上面的任命，他力辞总署职务，却得不到准行。看来，慈禧是要把倭仁的观点彻底推倒。

　　在深思熟虑之后，倭仁骑马上班(按照清朝规矩，二品六十岁以上的官员可以坐轿，64岁的大学士倭仁选择骑马，应该是故意为之)，竟然坠下马来，遂以足疾告假。

　　慈禧得知后，对于倭仁的抗议很是恼火，继续发布上谕称：“杨廷熙以知州微员(杨曾上书朝廷议论此事，慈禧借斥责杨而斥责倭仁)，痛诋在京王大臣，是何居心！”后来由于多人从中转圜，慈禧才准倭仁开一切差使，仍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

　　经过倭仁等人这样一闹腾，中国以学科技而振兴的计划便差点泡了汤。尽管慈禧支持，但是士大夫们却不买账。

　　同文馆在艰难中前进，同治五年(1866年)至光绪五年(1879年)，同文馆先后开设：化学，法国人毕利干教授；李善兰为教习；万国公法，美国人丁韪良讲座；医学生理，德贞讲授；天文，先由美国人海灵敦讲授，后由费礼饬继之；物理，添设格致(即物理学)，由欧礼斐讲授。

　　洋务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倭仁就说这是要“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因他的反对，致使中国复兴计划推迟。倭仁死后，门人公挽一联云：“匡道统于圣学绝续交，诚意正心，讲席敢参他说进；夺我主于国事纷纭日，排和议战，明朝无复谏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