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勇
在这起罕见错案的发生过程中，一些办案人员对4名无辜学生肆意刑讯逼供的行径尽管令人发指，并足以让每一个善良的心灵颤抖，但最令笔者久久难以忘怀的场面，是年仅17岁的少年张峰在深陷牢狱百余天、走出看守所大门之后，面对亲人时发出的那充满困惑的追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言既出，在场之人无不失声痛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值得每一个关心社会进步的人深思。
回顾本案，错案发生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当地公安机关一些办案人员不深入调查，而是重口供，搞刑讯逼供；二是当地政法机关的不当“协调”。监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当地检察机关提出了本案的种种疑点，也作出了不予逮捕的决定，但在上级机关的“协调”下，违心地作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最终也“失守”。于是，错案的纠正，不是缘于程序上正常的纠正，而是缘于非常偶然的摸排中的“新发现”。
不准刑讯逼供，中央三令五申，一些地方也尝试了一些配套措施，如全程录像、讯问时必须有被告人的律师在场等。但一些基层执法机关的个别办案人员，仍热衷于搞刑讯逼供。究其根源，一是“有罪推定”的思想观念在一些办案人员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二是一些办案人员“懒政”求快。因为走访群众，深入调查，费时费力，而从当事人的口供那里找到线索，再去找证据要容易得多。
我党设置政法委的本意是体现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其主要职能是指导、协调、督促政法部门开展工作，支持、监督政法部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当地政法领导机关可以对该案“协调”，但不能盲目协调，只听取公安机关一方的意见，而不顾监督机关的意见，同时也不能有意无意忽视“支持政法部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这一职能，从而在客观上削弱公检法互相制约的作用。
佘祥林“杀妻”冤案发生后，全国司法界、法学界都曾经反思，有关政法机关表示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细致挖根源，强化措施抓整改。但类似事件一再发生，这说明仅有反思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从体制上、制度上进一步完善，避免荒唐案发生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如果让这样的悲剧一再发生，说不定下一个受害者就是你或者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