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距离法治文明还有多远

　　先设问一个问题：如果以刑讯逼供的手段，来调查全国有多少案子是用刑讯逼供办成的，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一样是刑讯逼供，一样是受尽折磨，一样是直到真凶被抓才重获自由：安徽居巢公安分局错误拘捕4名青少年学生，他们最大的刚满18岁，最小的才16岁———还是未成年人，4人受尽刑讯逼供的折磨，被关押3个多月……佘祥林“杀妻”冤案说起来是“上个世纪

”的事了，可在该案震惊了整个中国之后，在21世纪的2005年9月，照样发生如此触目惊心的对未成年人的刑讯逼供大案，可见刑讯逼供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公民的人身权利，在宏观层面已经有了宪法的保障，但是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司法保障依然薄弱。“刑讯逼供”就是神人共愤的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因为它来自司法机关，动用的是司法资源和执法工具，本来是用作守卫社会公平公正底线的公器，却制造了最可怖的人身戕害与社会不公。

　　与中国古代的种种酷刑不一样，那时的车裂、凌迟什么的，是对认定有罪之人施行的刑罚，许多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施行的；而现今公安办案操持的刑讯逼供，是“罪前行为”，为的是使你认罪；罪前之刑与罪后之罚，有着本质区别。而且刑讯逼供统统都是暗地里偷偷摸摸进行的，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是为自己提高所谓的“破案率”，完成那“命案必破”的目标。

　　从根源上看，种种刑讯逼供其实都是“制度性驱动”下的“制度性惩罚”，并不见得办案人员个个都乐意为之；案子办不了，会有强大的制度性责任压力，所以宁可弄错也把案子给“办”了。

　　假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刑讯逼供”的办法来调查那些办案人员，估计十有八九都得“承认”自己使用了“刑讯逼供”———当然，这是一个悖论假设，我的正经建议是：希望监督部门进行一次针对刑讯逼供的全国普查。

　　当代世界的法治文明早已告诉我们：“无罪推定”是天条；宁可漏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天网恢恢，宁漏勿错。否则，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刑讯、被逼供的人。只要刑讯逼供在中国大地存在一天，我们距离现代法治文明就还很远。

　　(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徐迅雷 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