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大转折

　　传奇长征②--转折

　　“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写道。

　　然而，这场与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重大会议，在我们的主人公--那些九旬老人记

忆里，却显得相当平淡，他们只知道在开会，却并不知道在开什么会，而这个会与今后的命运有什么关联，他们也只是隐隐约约感到些什么。

　　惟一与往日不同的是，他们暂时不需要行军了。

　　1、这仗打得很窝囊

　　■周副主席累病了

　　1934年4月15日，曾美将军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那一天，他来到中央红军总司令部报到。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老参谋孔石泉告诉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目前我军正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前线战斗很激烈！"

　　沉重语气让曾美感到，他将面对的是不同以往的严峻局面。4年前，15岁的曾美参加的红军部队是红四军特务营，营长是后来的开国上将肖华。"军长是谁？朱德啊！政委毛泽东！"

　　中央红军总司令部设在瑞金以东约30里地的一片树林里，外边看不出什么，走进去后，我才发现里面有很多木板搭建起来的简易房，这就是中央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后来，总司令部第一局局长兼作战科长彭雪枫让我到一局作战科工作。

　　那时候，国民党军队正在不断向中央苏区推进，他们的飞机不时地来瑞金沙洲坝轰炸。前线的战况好像很不好。敌机不断在空中活动，1934年7月间，为保证安全，总司令部转移到瑞金以西的梅坑村。

　　我刚刚参加红军的时候，红军力量还很弱小，但是我们是经常打胜仗的。

　　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是1930年的6月下旬。当时我们部队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当部队前进到樟树镇的时候，遭到了国民党两个营的阻击，经过一番激战，我们全歼敌军，所缴获的武器马上被装备到部队，我的梭镖也换成了步枪，心里那个高兴啊。

　　我们作战参谋值班的时候，有一项工作是向周副主席报送电文。那时候真紧张啊，周副主席经常彻夜不眠，双眼挂着血丝。8月的时候，周副主席病倒了，而且病得很严重，是伤寒病，一连十几天不能退烧，高烧时连话都不能说。一直到10月份开始长征的时候，这个病也没好利索。

　　让周恩来病倒的，除了连续紧张的工作，还有"难以驱散的忧虑"，曾美说，那时候，不但是毛泽东和朱德，就连周恩来也已经失去了军事指挥权，广昌战役后成立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军事"三人团"，其实只是一个形式，实际上是政治上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我们都反对李德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一脸胡子，这个人不好，我们都反对他。"张峰云回忆。

　　而在中央红军总司令部任作战参谋的曾美，可能见到李德的机会更多一些，他对李德的评价涉及到这个人的军事指挥。

　　李德是个德国人，个子很高，很瘦，黄头发，蓝眼睛，大鼻子。苏联派来的军事顾问，伍修权是翻译。

　　一天，李德和翻译伍修权来到办公室察看地图。我跟几名参谋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感到很新奇，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身材高大、黄头发、蓝眼睛、大鼻子的德国顾问。李德看到我们的举动后，嘟囔了几句，很不高兴地走了。伍修权同志回过头来说："你们第一次见外国人，我很理解，但要注意礼貌。"

　　我们面面相觑，谁也没吱声。

　　李德带来的是很不一样的军事观点，还有"短促突击"战术，也没几个人懂，也不管用，红军损失很大。

　　前三次反"围剿"我都参加了，都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那时候，毛主席总结了红军战斗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到第五次反"围剿"可就不一样了，跟敌人硬碰硬。中央红军那时候已经有8万多人了，跟对面敌军兵力对比是一比六。虽然还是劣势，但跟前几次反"围剿"的一比十、一比十几比起来，还是要好一些。但是在李德和博古的指挥下，红军损失越来越大，根据地越来越小，最后到了支持不住的地步。心里就想，这仗是怎么打的，怎么这么窝囊？

　　红军长征，过湘江打得很激烈。面对敌人40万重兵，不组织部队迅速摆脱敌人渡江西进，反而让8万红军在湘江一线摆开阵势和敌人硬拼。经过3天浴血奋战，出来时的8万人，最后剩了3万多人。活着的同志想起刚刚牺牲的战友，泪水涟涟。

　　哭也得走，许多战士伤口来不及包扎，血迹顾不上清洗，就提着带血的枪继续赶路。

　　多年之后，李德在回忆录中为自己做了很多辩解，但无可否认，当时，一种对李德、博古等人的不满情绪正在红军指战员中间滋长、蔓延。很自然地，红军开始强烈地想念曾经带领他们战无不胜的毛泽东。

　　在1934年12月的黎平会议上，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知道这一喜讯，"曾美说，"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几个月来的郁闷心情终于得到了舒展。"

　　2、从他们脸上看不出什么

　　■我给遵义会议"号"房子

　　曾美将军打开电脑，一张张查看女儿从遵义拍回来的照片---照片拍摄的并不十分专业，其中一张是当时红军总部作战室，墙角放着一张床铺，墙上挂着老式毛巾，那是当年曾美的住所，另一张上面只是一块大牌子，上面书写着八个名字，是总部作战科八名参谋的名字：孔石泉，罗舜初，曾美……

　　"都不在了，只剩下我了。"曾美低沉地说。这座房子里，曾美住处的二楼，遵义会议在此召开，那房子，是曾美"号"的。

　　1月10日晚上，周副主席对我说："城中心有一座大房子，你先去侦察一下。"

　　我立刻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来到这座十分漂亮的宅第前。看门人告诉我，这是柏章辉的公馆。这是一所二层楼，砖是灰的，屋檐略微突出来，二层上有带顶篷的阳台，大门正对着遵义主要街道。他带我进去一看，好大房子啊。左边跟南边是住房，右边好几个腌菜缸，再进去是大厨房，中间是客厅。沿着左边的楼梯上去有一间大房子，房中间放着一张长条桌，两边是一些大椅子---后来遵义会议就是在二楼这间大房子里开的。

　　在这所古色古香的房子里，到处都是红色的家具，还有屏风、轴幅。我很快向周副主席作了汇报："这真是理想的军部驻地。"

　　周副主席命令彭雪枫局长把作战科搬进这间公馆，楼下是作战室，我们就在这儿收发电文。刚刚布置好，朱德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就开始在作战室埋头批阅电文了，那时候，紧张。

　　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住在二楼一间靠阳台的房间里，那时候邓颖超还患着肺结核，咳血。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也住在这里。刘伯承、张云逸、彭雪枫、彭德怀、刘少奇和李卓然也在这儿住过。

　　毛泽东没有住在这个大宅里，而是住在另一个军阀的宅子里。房子也是砖砌的，二层有带顶篷的阳台。那里还住着王稼祥和洛甫。

　　有意思的是，在住房安排中，这几个地方都没有博古和李德的住处。他们住在城边一所地主大院里，后来有人说，他们被"孤立了"。

　　后来开会的时候，我们在一楼作战室值班，只能隐隐约约听见楼上在说话，具体说些什么，根本就不清楚。中间休息的时候，周恩来会走下楼来，到作战室向值班参谋详细询问当前敌情。那也看不出什么，周副主席表情很严肃，但是比较平静，他一直是个很平静的人，从来不乱发脾气。

　　■我为遵义会议站岗

　　"天刚黑，柏宅大门上的煤油灯就被点亮了。"张峰云老人回忆说。

　　张峰云是1934年4、5月间到中央警卫连当战士的，"保护毛主席、李德、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给这些人站岗放哨。一看到这些人进出，"张峰云忽然站起来，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我们就敬礼，有时候他们会跟我们点头、打招呼。"

　　遵义会议期间，张峰云在楼下站岗。

　　博古来得最早，平时他很和气，但那天他披着大衣，沉着脸，表情凝重。他在公馆门口下马后，警卫员把马牵走，他就低着头，缓缓走进院子。

　　随后，毛泽东和张闻天也赶来了。

　　毛主席披着一件缀了补丁的单袄，长长的头发分在两边，很瘦。那时候他的身体刚刚好起来，一过于都河，毛主席就坐担架长征。不是他不习惯在乡间走路，而是由于长期患疾病而身体虚弱。后来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坐着担架。那天，他手夹一支烟卷，与张闻天并肩走，两人低声交谈，张闻天还不时点头。

　　他们进去不一会儿，王稼祥也来了，我们平常最喜欢王稼祥，他对我们非常亲切，非常好。一到宿营地，他就到我们连："你们洗洗脚，还要准备行军，搞点酒擦一擦。""有地方住吧？"见面就说。那天他是用担架抬着进来的。他用肘部支撑起半个身子，冲警卫战士点头。

　　周副主席也挺好，留着胡子，不过他不打招呼，也不说话。毛主席也是。

　　李德和翻译伍修权来得最晚。李德穿了一双大皮鞋，脸红乎乎的，好像很累。

　　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每天都是晚上进行，凌晨结束。那几天下雨，很冷，我们没有棉袄，也没有大衣，有的人冻得直发抖。

　　知道在开会，知道会很重要，有很多重要领导人，见他们进来出去，开什么会不知道。从人们的脸上，看不出谁胜利了、谁失败了、谁上来了、谁下去了，他们表情很凝重。不过会议结束之后，毛主席出来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比较轻松。

　　走得最晚的是博古。他站在大门口，低着头不作声。

　　那时候，这种事情不让问，我们也不敢问。

　　时至今日，曾美将军仍然能够回忆起当时参加会议的每个人的名字。开会的一共有20个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10人，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7位红军指挥员---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以及第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3、向北，向北，向北

　　■最活跃的时刻

　　当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时，参谋们心情都十分高兴，"有的竟哼起了小曲。"曾美说，那是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以来，作战科气氛最为活跃的时刻。

　　红军离开遵义时，大多数人已休息了十天，体质比长征开始时好了。在遵义，战士们有了新草鞋。有的人还有皮底鞋，厚实的衣服，竹编防雨斗笠和新的草编雨帽。他们的米袋装满了粮食，医疗队从药铺里补充了药品，还储存了一些煤油、糖和盐。关键是部队士气高涨起来了。指战员们知道，他们从此又可以打胜仗了。

　　"遵义会议之后，"曾美说道："我们一直向北，向北，四渡赤水，过了'卢沟桥'，过了金沙江，过了雪山、草地，最后就到了陕北。"

　　不过这种一直向北的过程并不那么顺利，至少在谢力强看来如此。

　　■"大脑壳"与"小脑壳"

　　谢力强当时在一方面军九军团卫生部任通讯员，在翻过雪山之后，他们到达了懋功，与第四方面军大部、第二方面军小部会师了。

　　懋功会师有一个庆祝会，战士们载歌载舞。

　　当时红四方面军人多，根本不把其他红军放在眼里，一、二方面军人少，张国焘就称之为"小部队"。一、二方面军佩戴红领章，头顶五星军帽，人少、部队小、又戴小帽，就被称作"小脑壳"，四方面军人多、部队大、又头顶八角帽，就叫"大脑壳"。

　　会师后，部队准备过草地继续北上，上级命令我们打草鞋。那时候我们一有时间就打草鞋。可是我们进草地没几天，就接到了南下的命令。

　　四方面军大部分是四川人，我们军团大部分是江西、湖南、福建和安徽一带的，一听说要打回老家去，很多人心里是愿意的。可是我们走到天全一带的时候，遭到了胡宗南和刘湘白军的夹击，我们军团损失了三分之一还多，这才回过味来：还是跟着中央红军、跟着毛主席北上抗日、会合陕北红军才是正路。罗炳辉军长带着我们掉头北上，返回原路，紧追长征部队。

　　□文/本报记者 徐国栋 汤润清 解丽达 本报实习生 李娟 李敏

　　在冀红星谱 ②

　　魏传递，1911年3月出生，四川达州人。现居石家庄。1927年参加革命，1933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曾任铁道兵后勤部运输处处长、铁道兵石家庄工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等职。1977年离休。

　　张峰云，1912年2月出生，江西宁都人。现居石家庄。1929年参加游击队，193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同年，踏上了万里长征的伟大征程。1954年8月离职。1960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谢力强，1916年出生，江西省瑞金县人。现居唐山。1930年参加红军，红一方面军九军团卫生部通讯员。长征后，先后在八路军三五九旅、第四野战军卫生部、中南军区卫生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任职。1984年离休。

　　档案揭秘

　　毛泽东被剥夺红军指挥权两年多

　　1931年起，亲自创建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处于被排斥和打击的局面。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占据了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同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撤销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剥夺了他的党领导权。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又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从此，毛泽东被完全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遭受的重创，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许多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博古、李德等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他们坚决主张端正党的路线，恢复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据新华社

　　链接

　　“二万五千里”是怎么算出来的

　　一提起长征，人们自然会想到“二万五千里”。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党史专家认为，“二万五千里”指的是，中央红军中走得最远的部队的长征路程。

　　红军共有4支部队进行了长征，他们所走的路程各不相同。除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外，红25军行程万余里；红二、六军团(后成立红二方面军)行程二万余里；红四方面军行程万余里。

　　1936年的《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中，记载了红一军团机关和直属队长征371天每一天经过的重要地点及里程，经统计总行程为18095里。而那些一直担负作战、侦察、迂回、穿插任务的基层部队行军里程最多，达到了“二万五千里”。

　　专家根据《陈伯钧日记》、萧锋的《长征日记》、童小鹏的《军中日记》以及其他历史文献推算，以红一师基层部队为例，行军时平均每天约走84里，共22764里。据可查的史料记载，担负侦察、警戒任务的部队，每天要比主力多走7里地以上。加上每到一地一般都要开展筹粮、宣传等活动，有关专家认为，走得最远的部队的总里程完全可以达到二万五千里。

　　陈云：最早讲述长征的人

　　目前所知，在中共党史上，红军将士口述亲历长征历程的最早文字报道的是1936年3月在国外公开发表的“廉臣”所作《随军西行见闻录》。它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时间还要早一年多。这位“廉臣”就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陈云。

　　1935年6月，陈云受党委派，离开长征队伍，由上海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8月，陈云在赴苏前在上海写下了追述红军长征的文字，这就是此后整理成文并署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在这篇文章中，陈云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之口，详细生动地记述了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行至西康省与四川省交界的天全、芦山期间的传奇经历，以“旁观者”的身份，盛赞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

　　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向西北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主要报告了红1方面军长征的前期情况，也就是自1934年10月到1935年6月红1方面军翻越大雪山与红4方面军会师之前的情况。报告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在前期的经过、所取得的胜利以及胜利的原因，并分析了红军长征前夕所犯的错误。这份报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所作的第一个关于长征的报告。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