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救助站帮流浪者找工作尝试被质疑越界

　　逾七成网友：帮流浪者揾工是善举

　　宝安区救助站新政策引发关注，更多人认为值得提倡，但也有人质疑救助站工作“越界了”

　　揾工

　　从今年4月开始，深圳市宝安区救助站开始为流浪人员介绍工作，经过几个月的不断摸索，至今已有三人上岗，一人仍然在岗。这一举措再次引起了社会对救助站的关注。

　　“揾工新政”赢得赞许

　　专家学者多认为“其理念方向绝对是正确的”

　　“这是一次积极的举动，是将社会流浪人员纳入到社会主流生活，而不是隔绝在外，其理念方向绝对是正确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程伟如是说。

　　与此同时，在搜狐网所作的调查中，认为“这是善举，值得提倡”的网友高达71.7%。

　　而2006年9月8日的《光明观察》则认为，在中国，尤其是像深圳这样改革开放的特区窗口，流浪者们的构成却极其复杂，他们大都是从各地乡村涌来城市淘金的人群。或遇到挫折而无奈成为流浪者，或出于懒惰逃避，或处于其他想法而加入流浪大军。对前者而言，给其找工作是解决生存问题；对后两者而言，给其介绍工作则具有矫正流浪者行为的作用，也是政府用人文关怀化解潜在社会治安隐忧的积极有效的手段。

　　而事实上，宝安区救助站并非第一个“吃螃蟹”者，早在去年7月，大连市救助站就开始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职业介绍服务，而且在这一点上，大连救助站甚至走得更远，他们直接将职业介绍所开进救助站。一年多来，已经有400多名流浪者通过救助站找到了工作。

　　宝安区救助站站长邢福合也介绍，早在2003年8月救助站挂牌成立开始，救助站就已经有了为流浪者找工作的想法，致使工作纷繁复杂，时机并不成熟，所以等到今年才正式列为工作目标开始真正的开展。

　　在此之前，宝安区救助站以“人道主义，安全至上，依法救助，责任追究”为原则，每当寒流或突发性恶劣天气到来，工作人员就会主动上街劝说流浪者进入救助站，如果实在不想去，还会送上棉衣棉被一类进行帮助。

　　救助方式转变的开始

　　政策推动者强调凭良心做事，工作人员也开始与流浪者平视着打交道

　　“救助工作要讲良心，如果是你的兄弟姐妹，你能熟视无睹？”宝安区民政局局长王挹之作为政策背后的推动者，一直强调救助站要“以人为本”，凭“良心”做事。“这也是我们救助站成立的初衷。”王挹之说。在推动救助制度从治安型到服务型转变的过程中，救助站从收容制度中承继而来的强迫性举措逐渐消失，而工作人员也逐渐开始学会了与流浪人员平视着打交道。

　　在做出这个转变后，宝安区救助站接纳的流浪人员逐步增多，而工作人员被打被骂的情景也逐渐出现。“这在以前，的确是不可想象的。”邢福合站长说，如果换成以前的收容制度，会直接一把锁，就将那些收容人员直接关起来。如果没人认领，政府会将流浪乞讨人员分批送到广东各地，然后以地域为界限，将他们遣送回家。

　　从流浪人员遣送回家，到救助站积极平等地对待流浪人员，这其中反映的，正是中国社会逐步走向民主、平等的缩影。

　　在宝安区救助站，记者看到一份宝安区民政局2004年12月《关于再次学习〈治治冷漠症〉一文的通知》。《治治冷漠症》是《中国社会导刊》2002年11月的一片卷首语，讲的是社会冷漠，置饿殍于不顾，罔顾人的尊严的批评性文章。发出这份通知，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救助工作人员对困难群众的同情心和对工作的责任心。

　　在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宝安区救助站同全国所有的救助站一样，都开始向一种积极的救助方式开始转变，而流浪人员找工作，仅仅还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除了和劳动人事部门继续合作，完善政策之外，我们也将积极鼓励和支持民间的救助工作。”王挹之这样对记者表示。

　　同时，王挹之也承认，作为一项社会性工程，救助站最终只是作为社会的最后一道屏障，主要只能解一时急困，除非其他制度同时得到完善，即使为流浪者找到工作，恐怕也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质疑的声音同时存在

　　有人认为救助站只应负责救助，帮忙找工可另设机构

　　在指出救助站为流浪者介绍工作是一份善举，是一种积极的救助方式，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之外，也有一种声音，对救助站的工作提出了质疑。而同样在搜狐网的所作的调查中，对于“哪种救助方式最好”？有46.15%的网友选择了“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为流浪者找工作”。而“慈善基金和社区办福利企业安置”则占23.8%，救助站出面找工作，支持率排在第三位，仅占19.23%。

　　深圳社科院院长乐正也认为，救助站为流浪人员找工作，为根本解决流浪人员的生存问题提供了基础，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做法，同时也是社会多元化的表现。但在法律上为流浪人员找工作并不是救助站的义务，因此必须在细节上不断完善。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程伟也认为，从公共管理角度而言，介绍工作，本身是职业介绍所或人才市场的工作，救助站本身并不具备职介的资质，如果一旦推介的流浪者在用人单位出现负面问题，救助站也无法对用人单位负责，但职业介绍所却可以对此负责。因此，对于大连救助站的做法，李程伟表示比较认可。

　　同时，李程伟也指出，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功能化和专业化，救助站将找工作的责任也揽进来，无疑会增加救助站工作的成本，同时效率也会比较低。而且救助站的功能首先是解人一时急困，功能过多，可能反而什么都解决不了。

　　不过，救助站并不会因此而停止步伐，“很多政策的产生都是从局部的试验开始。”王挹之说，“只要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都值得去尝试。”